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歐洲。從中世紀開始，國王的一切花費都出自他個人領地，對於領地之外的土地和農民，國王沒有權力直接徵稅。在特殊情況下，比如戰爭爆發，國王加征非常稅必須與納稅人協商，這便是中世紀歐洲的稅權協商制。由於沒有中國皇帝那樣無節制的“徵稅權”，國王只能通過“借債”來度過危機。正是“國債”，成為證券市場的原始驅動力。英國當時的首相皮特就認為，“國家的強盛乃至於獨立取決於公債的成敗。”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西方發達國家仍在拼命借債的時候，我們卻在稅收的公地悲劇中積累民怨。在2003年，中國財政收入2萬億，而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為5.7萬億元，增長31.2%，按這個趨勢，破10萬億已經不在話下。八年間，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了近5倍，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只增長1.2倍。稅收理論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適度。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早就證明，高稅收會導致人們失去生產性努力。
荀子說，“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 要藏富於民，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首先就要限制政府的徵稅權。在我國，征什麼稅，該怎麼征，幾乎都是由行政機關說了算，正因為這種隨意性，才會導致“領導電話通知徵稅”的荒唐現象。“徵稅的權力是事關毀滅的權力”，徵稅權與公民賴以生存的財產權緊密相關，在憲政上，稅收必須由國家權力機關或議會立法開征。因此，無論從法理，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全國人大都應廢止稅收授權立法，回收徵稅權。（時間：8月30日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