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過渡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組合體，裡面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既有原教旨主義者，也有親西方的民主主義者，既有原來被卡扎菲迫害的政治犯、也有曾幫著卡扎菲一起搞政變、一起鎮壓反對派的人，這樣一個組合體唯一的共識就是要把卡扎菲打倒，如今卡扎菲打倒了，唯一的共識不複存在，他們之間的矛盾公開化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矛盾的公開化能否停留在政治異見的層面，“批判的武器”能否不再駕輕就熟地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則要看各派的眼界、頭腦、氣度，以及國際社會的干預力度了。
過渡政府中，較有能力和代表性的，包括前卡扎菲政府司法部長、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阿布杜爾.賈利勒（Abud Al Jeleil），前班加西當局總理吉布利勒（Mahmoud Jibril），以及長期流亡美國的前卡扎菲石油部長塔胡尼（Ali Tarhouni）。其中賈利勒具有一定組織能力和行政能力，且性格溫和，在卡扎菲政府中就長期持異議，是反對派和原卡扎菲方面支持者都較容易接受的人物，且出身西部部族，出任過渡政府領袖，不容易遭到西部部族（包括親卡扎菲和反卡扎菲的）抵制；吉布利勒是“根紅苗正”的反對派，在班加西大本營內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塔胡尼長期在歐、美和埃及生活，海外人緣廣博，知名度也較高。
但這三人都有致命缺點：賈利勒今年2月前仍在卡扎菲政權任職，許多“正統反對派”、尤其是和前伊德里斯王朝和受打壓原教旨派別的人士不能容忍這種“卡扎菲餘孽”和自己共事，甚至聲稱“後卡扎菲時代沒有前卡扎菲軍政人員的任何位置”，此前曾任卡扎菲內政部長，幾乎與賈利勒同時投奔班加西，後來任反政府軍總司令的尤尼斯，就莫名其妙死於“自己人”手中，賈利勒迫於政治壓力，也不得不宣布“放棄在新政府中任職”；吉布利勒是東部部族代表，此次立下奪取的黎波里頭功的西部反卡扎菲部族很難和他同心同德，的黎波里戰事明朗化後，不少班加西方面的反政府軍從海路湧入的黎波里，已在網絡間引來西部反政府軍的微詞；至於塔胡尼等“海歸”，則遭到反政府陣營中保守派系的排斥。
滿目瘡痍的利比亞百廢待興，經過42年烏托邦統治和半年內戰的國家，部族隔閡、區域割裂，仇恨遍布，疑懼叢生，新政府需盡快重建的黎波里的司法和警察體系，以恢復秩序，同時盡快恢復城市公共服務，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避免市民因憤怒而訴諸暴力，需公平、寬容地對待前政府的支持者及其背後的部族，避免昔日伊德里斯王朝厚此薄彼、卡扎菲上台後又厚彼薄此的“翻燒餅”，必須想辦法防止反對派掌權後的內訌和腐敗傾向，避免重陷腐敗專制-革命-再腐敗專制-再革命的“恐怖魔圈”——要知道，42年前，輕易顛覆伊德里斯王朝的卡扎菲，利用的同樣是當時民眾對腐敗、專制、部族和區域不公的憤怒。
8個月的過渡期相對於42年的卡扎菲時代很短，相對於6個月的利比亞動蕩局勢又太長，8個月的時間足以變敵變友、傾城傾國，在這8個月裡，“後卡扎菲時代”能否不至於讓人們的希望變失望，興奮變不滿，讓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陷入混亂、暴力和無政府狀態，在這8個月後，“過渡政府”將把利比亞過渡到何方，是一個新時代的序幕，還是又一個輪回的開端，則要看各派的作為，利比亞民眾的努力，和國際社會的行動了。
如今臨時架設的反對派電台已在的黎波里播音，“綠色廣場”也被立即改名為“烈士廣場”，各種安民條款也在傳播、公布，但在與政府關係密切、有大批外國媒體進駐的RIXOS酒店，許多工作人員因擔心報復而離開，他們中不少人對外國記者坦言，自己收到了“秋後算賬”的通告，而在此前，國際組織和人權機構曾經披露並譴責反對派武裝針對親卡扎菲（或不支持反對派）部落及民眾的暴力行為，這些都不免給後卡扎菲時代的未來蒙上一些陰影。當然，這些未必是“正宗”、“官方”反對派所為，但如今已是新時代，帳都會記在“新政府”頭上——一如此前人們會把一切利比亞發生的暴力、貪腐、不公、專制，統統記在卡扎菲政權頭上一般。
最不期望看到的是有一天，人們已經忘記卡扎菲的荒唐與殘暴，開始在烈士廣場上把他當做烈士，並詛咒新的暴政——一如卡扎菲這個1969年的“革命者”只用了42年，就用自己的百倍荒唐，讓今天的革命者忘記伊德里斯王朝當年的荒唐，並將昔日的王旗，當做自己的戰旗一般。（時間：8月23日 來源：經濟觀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