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論用製造問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能否減除北京市的人口壓力，城市管制似乎變簡單了。一刀切的禁止很省事，便宜的是基層教育官員，官僚系統也從懶政中受益，趁機將外來工子女教育權從問題清單上删掉。考慮到打工子弟學校屬於社會辦學性質，帶有強烈的公益屬性，禁絕之後，也相當於在這個領域將公益慈善的不安定因素排擠出去，降低維穩強度和風險。
在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之前，任由問題積累，然後用否認問題的方式取消行政義務。這就是北京在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上的邏輯。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聚居在北京郊區，他們在城市政策中的邊緣化，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可以被忽略、被驅逐的人群。關停學校其實打破了原先的平衡，這種平衡是由政府的不干涉、以及社會力量的傾力建設達成的。粗暴關停之後，無序失衡的格局難免動蕩。
外來工人心浮動，其家庭結構被拆解，城鄉戶籍的藩籬跳出來撕裂族群，義務教育的適齡人口流離失所。政府所得恰是民眾所失，是非了然。雨果曾有比喻，“多辦一所學校，就少辦一所監獄”。無力做善事的，卻不忌諱行壞事。相較於可疑的施政成果，惡劣的後果已經發生且不可預料其後續影響。關停學校，令社會自治遭遇挫折，其實應該問問政府：你們準備好了嗎？（時間：8月18日 來源：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