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脆弱的承諾體現了一種傳統的機會主義：項目從上到下通過了審批與驗證就是合法的，這意味著一旦出事地方政府不用承擔責任，它是一系列部門的決定，責任已經被多重程序與環節消解；若是因為存在安全隱患而要求搬遷，這無疑表明此前的決定是錯誤的，這種影響政績的做法是一些方面所不能承受的。
而且，即使發生事故，不管是政府項目還是非公企業，都有當地政府部門利用公共資源為之承擔搶救和善後責任，並通過各種方式避免公開。這表明從隱患、事故到善後已經形成一種模式，其本質是長期缺乏公共監督帶來的制度失靈，並由於利益驅動而難以治理。
這種不良現象驅動力來自GDP主義，它鼓勵地方政府過於重視經濟增長而不是以地方安全為先。而且在制度上，由於對權責認定的模糊，也方便了這種規則的流行。比如九龍治水的結果是沒有人治水與負責，再比如對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監督。更重要的，針對此類具有風險的項目的上馬，當地民眾的發言權未能得到充分保證。這次危險帶給我們的重大啟示莫過於，地方相關民眾的表達渠道還需要暢通與完善，並且能夠被及時地傳遞到地方的決策程序中。
隨著更多項目風險的暴露，應該對相關官員進行問責，這需要改革監督制度與建立權責明晰的行政文化。只有事故得到問責，才能加固公眾對政府與社會的信任，對社會安全與公共秩序展現出一種負責任和重視的態度。更重要的，決策程序也應該加以改革，地方相關民眾的表達與訴求應該被及時、有效地傳遞到決策程序中，決策過程也應該充分考慮他們的意見。（時間：8月11日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