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憤可以理解，但死刑不是萬應良藥。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有若干，其中一個是：犯罪是社會的，沒有一個犯罪是沒有社會原因的，沒有一個犯罪分子從一開始就是完全邪惡的。就腐敗犯罪而言，其社會因素、體制因素更加明顯。腐敗分子固然可惡，但不能否定社會也要負擔一定的責任。簡單地槍斃了事，等於忽視了犯罪的複雜性、推卸了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
普遍的腐敗使廣大人民公僕得到了巨大的好處，他們成為這個體制忠心耿耿的維護者，只有維護這個體制才能給他們家人和後人帶來巨大的利益。大學生擠扁了腦袋也要當公務員，其中的利益機制乃是“錢多，人傻，速來。”這裡的“人”指的是納稅人。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一樣是這個體制向公務員索取忠誠的工具：缺少靠山的、得罪高層的、站錯隊伍的、顯山露水的、特立獨行的，就會被挑選出來作為反面教材。誰都不乾淨，一旦在政治鬥爭中失利，給他預備好的，除了貪污受賄罪名，還有“生活腐化墮落”，連情人二奶跟著遭殃。
人是計算的動物。如果貪污受賄被逮住和受處罰的概率極低，那貪污受賄就是理性的選擇。通常的計算是這樣的：假如受賄100萬被查出後會被判刑10年，此人對入獄10年的代價估算為1000萬，每年100萬；而在現實中被發現並被判刑的概率是千分之一，那麼他受賄100萬的成本就是1萬元，收益大於成本100倍。如果按照胡星鬥教授的估計，貪官被逮住的概率大約百分之一，那麼他的收益仍然比成本高10倍，他在接受賄賂時並不會有太多猶豫。
“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是儲槐植教授於1989年提出的兩種刑罰類型。中國的刑法實踐應該從“厲而不嚴”走向“嚴而不厲”。但在實踐中，對腐敗的刑罰是典型的“厲而不嚴”：抓得少，判得重；多數腐敗分子逍遙法外，少數被抓住的算倒黴，這既達不到威懾效果，也傷害法律本身的威嚴。按照上面的計算，如果發現和懲處貪官的概率是50%，那麼判刑兩年的威懾效果也遠遠高於被抓概率為1%、卻判刑10年的威懾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