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五：“擾亂公共秩序”能否作為非自願診斷和收治標準？
《草案》第二十七條：有……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願住院醫療。
公益律師黃雪濤：“擾亂公共秩序”不是一個確定的罪名，也不是一個確定的罪行，而僅僅是法理和學術上的歸納，內容相當寬泛。
《刑法》的“擾亂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務罪”、“招搖撞騙罪”等28個罪名，《治安管理處罰法》“擾亂公共秩序”行為包含“破壞選舉”、“追逐、攔截他人”等20個行為。如果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願診斷和收治的標準，無疑會大大增加濫用的可能。
過去的幾年中，轟動全國的“徐林東被精神病案”、“徐武被精神病案”都是因“擾亂公共秩序”而被強制收治的典型。如此，越級上訪、投訴檢舉不實、網絡言論等一般性的社會活動都可視為擾亂公共秩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卉：要留意現有草案中將“將要發生擾亂公共秩序行為”作強制精神障礙診斷的一個原因，收治程序可以考慮設立一個委員會，由精神科醫生、法律顧問及精神病家屬組成，對非自願收治進行審議。
爭議六：非自願住院治療的最後判定，能否由司法鑒定機構作出？
《草案》第二十九條：當事人或者其監護人對非自願住院的治療結論有異議的，可以選擇做司法複診，如果複診有異議的，當事人應該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進行鑒定。
北大第六醫院副院長唐宏宇：這是防止被精神病的關鍵條款，非常關鍵的條款。
對於非自願住院的判斷由醫療結論來認定有異議的，國際慣例是由獨立審核委員會來審核，當初立法的時候，我們醫學界比較反對，法學界一致認為要做，最後爭來爭去，我們逐步讓步。但獨立的審核委員會，在中國的國情上，1600萬精神病患者，怎麼去操作？法院的人說我們接不了這個事，最後法律定下來，沒法執行怎麼辦？
現在公布的《草案》，是一個雙方權衡的結果。作為一個變通的方法，精神障礙患者是否要“非自願住院”最後由司法鑒定機構來鑒定，確實是值得爭議，但這是一個國情的現實選擇。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教授劉瑞爽：如果把最終的你是不是精神病的裁決，給了司法鑒定機構，可能沒有法律依據。因為司法鑒定機構不是一個司法機關，司法鑒定人只是專業問題的判斷者，可能他就是一個精神病醫生，也可能他連精神病醫生都不是。
我認為，我們應當建立醫療糾紛、醫療損害責任的案件處理體制。比如，醫院診斷我是一個精神障礙患者，我不服，這就是一個醫療爭議，應該訴諸於法院。由法院委托，或醫患雙方抽取、協商一個司法鑒定機構，得出一個司法結論後，再回到法庭上，經過雙方的質證、辯論，來看司法鑒定機構做出的司法結論，可不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
現在的《草案》，實際上還是通過一家醫療機構，來最終決定患者是不是精神病。我認為在精神障礙診斷這個環節，司法救濟途徑是缺失的。
北京市陳志華律師事務所主任陳志華：實際上，精神病學的鑒定，不像是拿一個尺子去量這個桌子的長、寬、高，它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性。
這為今後埋下了另一個問題，司法鑒定不想惹事，你不說有精神病，好，我就鑒定你沒有精神病。但反過來，醫院的精神病鑒定結論，很可能讓其變成被告。（時間：6月25日 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