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日電／據文匯網報導，如果說100年前，中國的考古事業是一片荒野，那麼今天，已然是璀璨的滿天星鬥了。回望這百餘年歷程，先賢們正是從荒野出發，篳路藍縷，融貫東西，不僅在“術”（如考古技術）的方面日益精進，更在“道”（如歷史觀念）的層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從而走出了一條中國考古學的獨特道路。對此，近期出版的張泉《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和岱峻《李濟傳（修訂版）》作了精彩描述，讀罷令人心潮起伏，若有所思。
回望“第一鏟”：初代地質人的饋贈
1921年10月27日，瑞典學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挖下探索中國史前文明的“第一鏟”。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標誌，在今後的日子裡此舉將被反復書寫。張泉所著《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讓我注意到，安特生是著名地質學家，曾任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地質學教授兼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3年，北洋政府創辦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後升級為中國地質調查所），特聘安特生為礦政司顧問，勘探鐵礦，並幫助中國培養地質人才。安特生不負所望，在河北發現大型鐵礦，受到嘉獎。
期間，安特生對地下的古生物化石產生了濃厚興趣，進而延伸到考古領域。1920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尋到遠古石器和陶片，提議挖掘，得到地質調查所和地方政府批准。仰韶文化就此浮出水面。換言之，中國現代考古學里程碑式的“第一鏟”是由地質學家開動的。
無獨有偶，安特生團隊裡還有一名擁有地質學背景的學者袁復禮。袁復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質學碩士，歸國後進入地質調查所任技師，並作為中方代表參與仰韶遺址的發掘。而日後主持周口店遺址發掘，發現北京猿人頭蓋骨的裴文中，則是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後加入的地質調查所。如此看來，這個中國第一所地質研究機構，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軔期同樣扮演了關鍵角色。這自然與創辦人丁文江的宏闊視野分不開。
丁文江，1887年生於江蘇泰興，獲英國格拉斯大學地質學碩士學位，一生抱持科學救國的信念，並付諸實踐。據《荒野上的大師》所述，丁文江白手起家，硬是在一片荒原上讓地質學這門現代學科落地生根。尤其他為地質調查所培養的“十八羅漢”，奠定了中國地質學科的堅實基礎。難能可貴的是，丁文江是位“通才”，關心的不只地質學，舉凡考古學、語言學、政治學皆入其法眼，而且都能用現代學術的眼光去衡量，屢有創見。難怪摯友胡適誇丁文江是“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誠哉斯言。
有這樣一位先驅，既是地質學也是考古學的幸運。試想，如果換作只知本專業的專才主持地質調查所，面對安特生“不務正業”的考古學興趣，恐怕將大皺其眉。這“第一鏟”能否挖得下去，實難預料。甚至連我國百年考古歷程中神一般存在的安陽殷墟遺址，研究軌跡或許也會改變。原來最初主持殷墟遺址的董作賓，學問更接近傳統金石學，過度關注甲骨，而對人類遺骸、建築遺存、先民器物有所忽略。直到李濟接手，運用現代考古學的方法發掘，局面才改觀。李濟為哈佛博士，本行卻是人類學，他是在丁文江的鼓勵和支持下投身考古學，終成一代大師。
以丁文江的才情，若去國外搞科研，“大師”頭銜也是遲早的。但他寧願犧牲前途，為祖國網羅和培育才俊，奉獻一生。丁文江曾向李濟自剖心跡，說憑多年努力，“地已耕了，種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發芽向上長”。以李濟、袁復禮、裴文中為代表的中國初代考古學家，正是丁文江這位中國初代地質人悉心栽培的胚芽。他們在茁壯成長。
推翻“西來說”：初代考古人的奮鬥
李濟從人類學轉向考古學，是憋著股勁的。事情還要從“第一鏟”講起。仰韶文化橫空出世，固然打破了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沒經歷過石器時代”的論斷，卻造就了另一種偏見。原來，仰韶出土的彩陶與中亞安諾文化中的彩陶似乎存在親緣關係，安特生推論，彩陶工藝是從中亞經西域傳入中原的。此後安特生在陝西、甘肅等地發掘了50多處史前文明遺跡，越來越多的證據讓他相信推論的正確性，甚至形成了“中國文化西來說”，認為彩陶、石器、青銅、農耕等技術並非中國原創，而是從外部傳入。
中國學者自然無法苟同，李濟即是其中之一。據岱峻的《李濟傳（修訂版）》，李濟生於晚清、長於民初、學於美國，是那個憂患年代典型的中國學者：一方面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服膺科學；另一方面對西方話語權深感不滿，渴望用掌握的新知擊破西方的誤解和偏見，重樹中國人的信心。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即運用體質人類學尋找“中國人真正的老祖宗”，進而論證中華文明有相對獨立的起源。這已然和“西來說”針鋒相對，也為李濟聽從丁文江建議，“半路出家”搞考古埋下伏筆。
1926年春，李濟和袁復禮赴山西考察，在夏縣西陰村發現大量史前彩陶。其工藝之精美，遠超中亞出土的彩陶，這讓李濟確信“西來說”站不住腳。西陰村遺址發掘也是中國人第一次主持田野考古發掘，李濟又首創“三點記載法”和“層叠法”，奠定了中國考古的基本方法，因此意義重大。李濟“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稱號亦由此而來。
1929年，李濟接手殷墟的發掘工作。相比董作賓，李濟眼裡不僅有甲骨，也有其他文物，並且注重考察地層分布，追尋其演變脈絡。1930年，吳金鼎發掘山東城子崖遺址，確定以黑陶為主要特徵的史前文明——龍山文化。通過比對辨識，另一位考古學家梁思永按時間序列勾勒出仰韶——龍山——殷商自下而上相互叠壓的地層關係，即後崗三叠層。
值得一提的是，進入這一階段，唱主角的已逐漸換成專業的考古學者。主持城子崖發掘的吳金鼎，是李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時培養的學生。在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學的梁思永，則為中國第一位接受完整訓練的考古工作者。李濟後來因公務繁忙，逐漸退出殷墟考古一線，梁思永遂成為實際主持人。正是他從錯綜複雜的地層堆積中明確了仰韶、龍山和商文化的叠壓關係，證明中國歷史相對連續、文化自成系列，從而有力地撼動了“西來說”。
1932年，安陽殷墟發掘報告榮獲國際漢學界重要獎項“儒蓮獎”，知識界一片歡騰。傅斯年認為“對外國已頗可自豪焉”，蔡元培更宣布“中國學”中心點已由巴黎轉移至北平。這無疑是中國初代考古人奮鬥的成果。
培養“接班人”：滿天星鬥的考古界
從1921年挖下“第一鏟”到1932年獲儒蓮獎，十餘年間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進步有目共睹。但李濟深知，中國考古學起步晚、基礎弱，絕不能沉醉於眼前的成績，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才最重要。而這件事，他早就布局了。
1925年吳宓籌建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教授，並稱“四大導師”，李濟則為特約講師。當時李濟祗有29歲，年紀輕、資歷淺，卻能與四大導師並肩開課，且擁有獨立研究室，薪酬待遇也一致（月薪400大洋），足見吳宓眼界不凡。李濟也是滿懷憧憬而來。只可惜當時的人對考古毫無概念，加之李濟初執教鞭，尚需摸索，不少學生聽課如聽天書，紛紛打退堂鼓。結果李濟實際上只指導過“一個半”學生：“一個”即龍山文化發現者吳金鼎，“半個”是古文字學家徐中舒。
1928年7月，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下轄歷史學、語言學和考古學三個組。中國素重史學，傅斯年卻將考古與之並置，可謂破天荒。為何如此推重考古？因為在傅斯年看來，老派學者只知埋首故紙堆，“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他呼籲學者走出書齋，“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運用新方法、新工具，尋找新材料，重建中國史。
放眼彼時的知識界，配得上傅斯年野望的就祗有李濟了。李濟也欣然領命，自此開啟了他在史語所逾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國現代考古學總算有了自己的陣地。
李濟是這塊陣地上無可爭議的總指揮。梁思永是他力邀加盟史語所的，他還栽培李景聃、石璋如、胡厚宣等年輕人，即著名的“考古十兄弟”。抗戰期間李濟帶著老父、妻女及史語所的文物、檔案等流寓昆明等地。兩個女兒夭折，李濟懷著悲痛組織人手在西南調查挖掘，於烽火中推進考古事業。1946年他和傅斯年力薦夏鼐任史語所代所長。夏鼐乃考古界後起之秀，論理屬於晚輩，李濟卻樂得讓位，其心胸可見一斑。
事實上，李濟是將夏鼐當“接班人”培養的。只是世事難料，1949年以後，兩人走上了人生的分岔道。李濟在台灣大學創建考古人類學系，張光直、許倬雲皆出自門下。夏鼐則成為考古學界的領軍人物。1979年李濟以83歲高齡逝世，中國現代考古學已然走出荒野。
當我讀畢《荒野上的大師》和《李濟傳（修訂版）》，仰望考古學的天空，看到的是滿天星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