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張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魯迅不自私，原來立房契之時，他如同寫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樣，也要寫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戶名，但經教育部的同事勸說才用了周樹人的名字，後來把魯迅趕出八道灣。周作人原先紹興賣祖居時就想分掉了款項花用，被魯迅堅持再買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們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計劃。
這原是為他們設想的好意，但見錢就花，從不計較長遠的周作人是不管這些的。這時又故態複萌了，要把八道灣屋也賣掉。風聲傳到魯迅耳裡，說：“賣掉是可以的，不過我也得分一份。”這時魯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預見了，用了周樹人的戶名不是那麼容易賣掉，魯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簽名才能變賣。這事才擱置了廿多年，待魯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漢奸，煊赫一時，他就把房契換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則照例就該沒收歸公。但政府的寬大，成了他竊據的便利，這是後話。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見，以為他們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質關係。
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初時每月工資不欠，比周作人還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內開支是一個得力助手，要得的。後來開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權威，討厭起來了。
從母親那裡聽到過一個故事：在《呐喊》、《鴨的喜劇》裡不是談到過愛羅先珂先生和鴨的喜愛嗎？愛羅先珂住在八道灣，和他們家人也熟識了之後，他又懂得日語，語言上沒有什麼不便利，有時談起婦女應該搞些家務，“也屢次對仲密（周作人筆名）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也就是現在所謂之搞副業罷。“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著”；“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喂小鴨的光榮任務首先要找飼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邊、水上的小蟲，鴨自己就會尋食。至於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煩勞徐坤去找。那徐坤卻不費事，用高價買來了泥鰍喂鴨，算起來買泥鰍的錢比買小鴨價還要大，這個副業也就可觀了。在愛羅先珂先生或者以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談家常中談些婦女應該如何如何的話。話尚未完，信子已經怒不可遏，聽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看不見，還在那裡繼續不斷地說下去。對朋友如此不禮貌，對家人自然更甚了。
魯迅有時還為周作人原諒：說他“太木”（紹興語），不知不覺的意思，也許這些都瞞著他的。後來不久愛羅先珂先生也離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親沒有說明。
但魯迅確是搬走了，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是被八道灣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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