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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公明所讀到的版本并沒有這樣的細節，“當時我讀到的版本，沒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寫，手抄本上并無增删的痕跡”，不過，和摩羅一樣，《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讀到的第一個色情文本。
實際上，當時的性教育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973年，周總理曾向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詢問實施性衛生教育的情況。并且要求中學教材上不僅要有這一章的內容，而且在講課時應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掛圖，便於形象說明。盡管當時中學二年級的《生理衛生》課本有“生殖器官”這一章，還加了插圖，但在大多數中學，仍未講授。摩羅認為，《少女之心》中對性的無知，其實就是現實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後期，我，在一所中學教書，就曾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有一個女孩，出生在縣城一個幹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學，她就認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懷孕的，她就整天處在那種對性的恐懼之中，她心裡可能對某個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這個後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後期，中國的一個出生在縣城幹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對性知識的了解卻還是這麼一個認識。”
性普及的過程并不順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開始廣泛傳播，是公安機關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作品。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鬥，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但該文久禁不絕。長期致力於“文革”文學研究的中央戲劇學院的楊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還有青少年在抄寫、閱讀《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間廣泛傳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專家，2001年，在他與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書中，周勍率先以尋訪的形式采訪了十幾位手抄本收藏者（僅刊出三篇），并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對文革手抄本的一次總結與表達》文章。
周勍對一位“某木先生”的訪問中，“某木先生”講述了他的抄書經歷，可見當時的手抄本的傳抄情景：“當時抄書是非常隱蔽的，拿到手抄本後，你分幾頁，我分幾頁，然後再加上複寫紙，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後再收起來往一塊拼一下，然後再訂一訂，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來字跡都完全不一樣”，“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墳包，我們就到小墳包上去抄，那兒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愛做這類事兒，女生多打掩護，幫著抄筆記，沒有被老師抓住過。要是抓住就不得了，這都是些封資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難補助。”
手抄本的傳抄，在當時也有著一定的風險。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學為此而付出代價：“我有一個同學，在看了《少女之心》後，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親姐姐，他姐是哭著把他送進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頓毒打之後，被放了出來，他當晚就把刀捅進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槍斃前，在學校操場開了公審大會，我們平生第一次目睹這種肅殺恐怖的場面。公安和民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高音喇叭裡聲色俱厲地宣讀著罪行，而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在驚悸地傾聽。”很多年以後，朱大可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位同學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裡仔細搜尋著班級的位置，然後衝我們放肆地一樂，露出了黃黃的牙齒。
在當時，學校針對《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傳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傳；立即報告老師。在李公明的記憶裡，1974年前後，還發生了一起轟動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為傳抄《少女之心》被判處了死刑。周勍為此查閱了一些記載文獻，在西北政法學院科研處1982年（此類案例集中發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區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寧市公安局青少辦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賈姓女青年因為從朋友那裡借來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獲至寶，朋友索要時，她以丟了為借口拒還，整天翻閱，并開始尋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對形形色色的案件》一書中，有關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實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連篇累牘，特別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書的背後》更顯離奇，文中寫一個名叫李軍的現役軍人，整天抱著一個用《大衆電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蹤少女進女廁所，近而在公共汽車上耍流氓，接著竟將戰友來部隊探親的女友先奸後殺，最後被執行了死刑。
看過十幾個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認為，雖然《少女之心》在傳抄的過程中不斷加入抄寫者的個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體無論是性行為的叙述語言，還是細節描寫，都沒有超出《赤腳醫生手册》中有關生理衛生部分的介紹性白描文字的範疇。
“當時民間所流傳的和《少女之心》有關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認罪格式’所致。我發現監獄裡占絕對多數的罪犯們的‘認罪’或者‘懺悔’材料，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簡述犯罪過程、深挖犯罪根源、無限上綱上綫的自我作踐，然後再痛下決心迎頭趕上之類的套話，因閱讀《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動機時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原因，因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并不認同把社會的性犯罪都歸結為一本書，文學文本應該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如果是這樣，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讀物的今天，強奸罪的案發事件顯然應該更多，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傳抄《少女之心》，在當時是有風險的，不過是視“情況而定”，有著變通的餘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學看《少女之心》被老師發現，老師問她書從哪裡傳來的，朱大可當時還很義氣地站出來承認，說是他車上撿的。“後來那個老師看我還挺講義氣的，就沒有追究，也沒有追究到我的學校，我是僥幸逃過去的，相當幸運。那個時候已經是1975年了，相對比1974年管得鬆。”到了80年代，朱大可開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給我了，他們的興趣似乎在減弱，最先讀到《少女之心》時緊張傳遞的情景并沒有繼續發生。”
不過，在當時讀過十幾個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從來沒有想過作者是誰，他為什麼寫這本書。這在當時是一個謎團，現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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