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元帝災後即把全部庫存糧食、衣物用來賑濟災民；自周代開始，政府就有在災後組織災民移居富裕地區的計劃，《周禮》記載“若食不能人二鬴（300 斤），則令邦國移民就穀”，《孟子》也有“河內凶，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凶亦然”，反映了災後國家機器對人口和糧食進行區域間調劑的情况。
和古代中國相比，歐洲各國因普遍采取分權制，無法動員强大的政府力量應對災情，因此在諸如大鼠疫等災難面前顯得十分虛弱；而在南美和亞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政府組織抗災防災的記載，如印加帝國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紀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設等，但這些地方或生産力低下，或幅員狹小，統治者對境內的統治力有限，均無法取得如古代中國那樣的成績。
琳達•巴克特曼教授說，人們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可以歸納爲物資救援能力、社會動員能力和民衆心理承受能力三個方面。就物資救援能力來說，經濟發達的歐洲似乎是非常强大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自然災害面前，幷不是高科技或是有錢就管用，比如地震救援就是如此，因爲地震後房屋結構受損，大型設備在這個時候往往派不上用場，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人力救助；在政府動員能力方面，歐洲各國也不弱，但因自然災害較少發生，經驗缺乏是主要的問題；在民衆心理承受能力方面，歐洲人則差得很遠，像曾經發生在瑞典的酸雨，當時竟有一些人因爲恐懼而自殺，還有2002年歐洲的洪水，也有很多人以爲是世界末日來臨而出現了心理疾病。
談到此次中國汶川地震，琳達•巴克特曼說，從以上三方面抗災能力出發，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災中的表現堪稱典範———物資救援已是傾盡所能，社會動員能力之高更讓世界各國驚嘆，但更令人欽佩的，還是中國人在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們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時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災過程中的指揮若定，受災民衆的勇敢堅强。僅憑這一點，中國人在自然災害的考驗面前，便已經給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山區重建難度大
恩格斯有過兩句名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爲補償的”,“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經過這次地震，除了不可控制的自然力，應該說，由于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中國基礎建設中的安全成本還有待提高。在今天，許多發達國家在防災抗災領域，如建築的防災性規範、全民防災自救常識的普及、災後治理、善款安置等方面，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像歐洲2002年發生水災時，德國很多房屋在大水過後竟然還能繼續使用，但在中國農村地區，甚至一場大的降雨都會把房屋沖垮。另據《東京新聞》報道，受四川地震的警示，日本政府21日公布，要提高對校舍進行耐震加固施工費的補助率。
談到此次災後重建，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副秘書長高建國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說，“中國此次重建的難度，比世界許多大地震的災後重建都要大。”不管是日本阪神大地震，還是台灣地區的“9•21”大地震，由于它們的城市化、工業化程度很高，災後重建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像伊朗大地震，雖然工業化、城市化程度不高，但人口密度比較低。高建國說，中國此次災後重建的一個亮點就是心理重建。這是在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後所沒有的，這也是與國際通行做法一致的。高建國說： “物質上的需要是一個巨大挑戰。”雖然中國這些年的經濟發展積累了大量家底，但受災地區的發展相對滯後，經濟自救能力不足。而且，由于受災地區有的是山區里的村寨，分布非常散，重建起來很困難，這是西方發達國家不會遇到的問題。住在山里的農民，他們種植的田地不少坡度都在25度以上，有的甚至達到50度，産量低，收入少。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倡導“天人合一”，高建國說，這次重建將更好地和諧人與山的關系。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