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並舉
一百年來，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質疑，一個根本原因在於，“以西釋中”“以馬釋中”等範式使中國哲學失去了自身的問題意識。而郭齊勇先生則始終以十分清晰的問題意識在研究和撰寫中國哲學史。
從本書中，可見郭齊勇先生的問題意識主要有兩種，一是中國哲學內容上的問題意識，二是哲學史方法論上的問題意識。
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國哲學到底談了哪些問題。如不了解，對中國哲學史的認知會淹沒在無邊無際的材料中。作者在本書的《小引》開篇就問：“中國哲學討論了什麼問題或課題？問題之間有什麼聯繫？有什麼問題意識？”接著他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關懷與問題，圍繞著天道、地道與人道的關係而展開。具體有若干向度：一是人與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與自然或祖宗神靈，即廣義的天人、神人關係問題；二是人與宇宙天地的關係，即宇宙論，包括人與自然的關係；三是人與社會、人與人、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屬社會倫理關係範疇；四是性與天道、身與心，心性情才的關係問題；五是言象意之間的關係，象數思維，直覺體悟的問題；六是古今關係即社會歷史觀的問題，即司馬遷講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除內容外，郭齊勇先生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也有著十分堅實的學理基礎和開闊視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多重取徑、前景與限制等問題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中國哲學’的特殊性與豐富性”以及“內在的批評與思想的訓練”等多種頗富創造性的方法論觀點。他總結，自己的方法“是一種‘謙虛’的方法”，並把“謙虛”理解為“‘同情的’‘客觀的’理解，或‘以繼承為前提的創新’‘弱勢或軟性的詮釋’等，不僅是態度，而且是方法”。所謂“同情的理解”也即陳寅恪先生所謂“了解之同情”。這是一種“客觀的理解”，“以繼承為前提的創新”“弱勢或軟性的詮釋”。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繼承古人的智慧並加以創新和發展。
會通中西
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原本是在西方哲學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學建立起來的。對此，創立中國哲學學科、寫作《中國哲學史》的先驅們都有明確意識。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此寫出來的“中國哲學史”，到底是“中國哲學的史”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直到21世紀初還在爭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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