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德紹（MaxDessau）是一位在貝爾森被解救的波蘭猶太人，他提到，英國人也會“給你一段時間，讓你隨意復仇”，但“當他們說夠了，復仇就得停止”。美國人同樣樂意讓犯人自行其是。庫爾特·克拉普霍爾茨（KurtKlappholz）是一位在強迫行軍期間被解救的波蘭猶太人，他被一名美軍中尉帶到一名黨衛隊士兵面前，那名黨衛隊士兵已經被美軍中尉打得鼻青臉腫，“美國人含糊地告訴我，‘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討回公道’”。這些人都沒有利用別人給予的機會，但很明顯，還是有許多人願意利用這些機會。
仇恨的消解與新家園的希望
自然而然，隨著時間流逝，絕大多數被釋放犯人的情緒開始軟化。當他們看見那些自封的所謂“優等民族”可憐兮兮的樣子時，他們的復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蘭克（PeterFrank）曾經在諾德豪森被解救，戰爭結束時體重只剩下4英石。他唯一的願望就是“消滅整個德意志民族，這樣就可以避免再發生同樣的慘劇”。但當別人看見他身體過於虛弱、無力獨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國戰俘分配給他作為“坐騎”時，他的怒火似乎變成不屑，最終變成憐憫。“可以說，他被分配給我，他是我的財產。他曾經向我抱怨，戰爭給他帶來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學聰明了。我想說，他是個可憐的家夥，沒理由向他報復……一旦你開始面對個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樣是受害者，你就釋然了。”
阿爾佛雷德·胡伯曼（AlfredHuberman）是布痕瓦爾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蘭克的看法。“當我剛剛被解救時，我認為德國應該從地圖上被完全抹去。隨著時間流逝，如果我遇到一個德國人，我會跟他說什麼呢？我不會說同情他，我會說請你憑良心做人。”
然而，也有人的怒火無法迅速平息。他們認為，如果不對德意志民族採取認真的復仇，猶太人將永遠不得安寧。有一個團體被稱為“復仇者”，由前猶太游擊隊員阿巴·科夫納（AbbaKovner）創立。
這個團體暗殺了超過100名戰爭嫌疑犯，也曾經在一個關押黨衛隊員的監獄放置炸彈，炸死80名犯人。他們的行動哲學包括有意識地、無差別地襲擊大量德國人，他們的復仇具有非人道性質，就是為了反襯猶太人在大屠殺期間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們的口號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團體成員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Sedlis）的說法，這句口號要表達的含義是“殺死600萬德國人”。
為了達到目的，他們策劃了一次密謀，在五座德國城市的供水管道裡投毒，但科夫納本人因為試圖把毒藥從巴勒斯坦帶回歐洲而被逮捕，這次密謀最終受挫。紐倫堡附近的俘虜收容所關押著1.5萬名黨衛隊員，另一個後備計劃就是在這1.5萬人食用的面包裡下毒，這個計劃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國犯人砷中毒，儘管我們不清楚最終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沒有人因此而喪命。
這些計劃依賴於戰後初期的混亂局面。大批難民的集體湧入，為這些復仇者提供了極好的掩護（正如難民潮為逃脫的戰犯提供掩護一樣），法律和秩序的嚴重缺失，意味著謀殺者不會被告發、不會被調查，甚至經常不會被注意到。然而，情況終究會改變，即使是“復仇者”也放棄了他們的復仇之夢，轉而為將來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獨立國家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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