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下午5點，檔案室關門，廖心文通常在晚飯後回到辦公室，研究白天抄好的卡片。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了三四年。
1993年初，高文謙赴美國探親，再也未歸，並且帶走了他寫的周傳文革部分的初稿。
當時，周組除承擔周傳編寫工作外，還編撰《周恩來年譜》，廖心文和熊華源都同時參加這兩個項目。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成員、當年38歲的安建設，原本負責《周恩來年譜》的文革部分，高文謙離開後，由他接替來寫周傳文革部分。
他們並不僅僅看周的檔案，毛澤東的檔案也是必須看的。安建設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周恩來的工作批示非常細致，以文革期間而言，周恩來的檔案數量至少比毛澤東的多10倍。
幾年下來，為了寫周傳和年譜，廖心文積累了萬餘張卡片。安建設粗粗估計，自己看了周恩來的檔案數萬件，整理了兩三千張卡片，而後來寫作中用上的，不到三分之一。
金衝及同樣是用80%的時間看檔案，20%的時間寫作。由於過去的工作條件，他沒有做卡片的習慣，但看過的一般能記住，要用時立刻能想起來。
對他來說，看檔案的過程，就是思考和回答腦海中的問題的過程。“有時，最初有一個想法，越看檔案越充實和深化。也有時，看到後來就推翻了最初的想法。大體上看完了，怎麼寫心里也就有數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