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白，一旦投入戰鬥，他就會死，但他無所畏懼。死就死，對他而言，這沒什麼大不了。他認為，他們至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納粹的方式死亡。
像華沙猶太區的很多居民那樣，帶著平靜和尊嚴走向毒氣室和萬人坑，是死亡的另一種方式。但埃爾德曼相信，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一條血路，雖更艱難，卻更有意義。“納粹分子想毀掉我們。我們的戰鬥就是為了保護猶太區的人們，讓他們的生命得以延續，哪怕只有一天或兩天。”
他要“讓世界明白，納粹正在對波蘭猶太人做些什麼”。這是德國人入侵波蘭以來，第一次大型武裝反抗，正如華沙猶太歷史學院主任安德烈.茨柏克沃斯基所說，“這次起義是對德國納粹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最壯觀的反抗鬥爭。”
猶太區的最終慘痛結局，是1.3萬人死亡，3萬人被捕獲、押往死亡集中營。埃爾德曼則與幸存的幾個戰友一道，沿著下水道，在深沒口鼻的泥濘中逃離，雖然“誰也不相信我能活著出來”。
不斷地失業、找工作，還因戒嚴令被短暫拘留，埃爾德曼從沒想過要離開波蘭，因為“對於曾經歷過那麼多死亡的人來說，理當為命運承擔更多責任”，而“當你在為6萬人的生命負責時，你不會放棄對他們的記憶”。每年4月19日，他都會到戰友的墓碑前，獻上鮮花。
埃爾德曼一直不願意公開表達對納粹的仇恨，但對於波蘭和華沙的袖手旁觀，他始終耿耿於懷。
“波蘭人既不能，也不願幫助他們不信任的猶太人。”他告訴英國《經濟學人》，“他們甚至認為猶太人與納粹一樣，是波蘭人的共同敵人。”
處於困境中的猶太人同樣四分五裂：世俗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狂熱的猶太複國者，和像他一樣的非猶太複國者。所有人都在深淵的邊緣，為出路而爭吵，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波蘭猶太人，還是住在波蘭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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