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這種 准聯盟最為嚴厲的考驗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對民運的殘酷鎮壓。那場暴力鎮壓也考驗了基辛格對於在外交關係中主張美國價值觀的容忍度。
回想起來，他認為一切取決於局勢：“有些對人權的侵犯行為實在令人震驚，”他寫道，“根本無法想象繼續保持關係會有何益處；譬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因為公開施壓要麼演變為改朝換代，要麼就是退位，這種做法很難用於那些與之繼續保持關係對美國安全頗為重要的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尤其如此，對於西方社會對中國令人屈辱的干預，這個國家有著太多記憶 。”
因此，基辛格很是讚賞喬治.H.W.布什總統的做法，他“熟練而又優雅”地行走在“鋼絲”上，一方面在天安門事件後通過制裁懲罰中國，同時又通過私人信函並派特使表達歉意。基辛格注意到，比爾.克林頓總統一度想施壓，但他明智地變得溫和時，卻並不受人感激；中國人“並不將撤銷單邊威脅視為讓步，而且他們對任何有關干涉他們內政的口風，都極為敏感。”而喬治.W.布什，儘管也有他的“自由議程”，卻獲得了基辛格的讚揚，因其通過“合理平衡戰略重點”，克服了“美國傳教與務實兩種路徑之間的歷史矛盾” 。
如果美國將其對民主管治的偏好作為在其它中國問題上取得進展的主要條件，基辛格的結論是，“勢必陷入僵局”。那些為傳播美國價值觀念而戰鬥的人值得尊敬。“但外交政策必須明確目標與手段的界限，而如果所採用的手段逾越了國際框架或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係的容忍度，就必須做出選擇。”這一選擇，他堅持認為，“不容回避”，儘管他自己也試圖打回避的擦邊球 ：“美國辯論最好的結局是將兩種路徑結合起來：讓理想主義者認識到，執行原則需要時間，因此有時需要根據時勢做出調整；讓‘現實主義者’接受，價值觀念有其自身的現實且必須融入到可行的政策中去。”
不過，在最後，基辛格還是為國家安全至上投了贊成票。這本著作中不時有對美國價值觀的稱讚，以及對人類尊嚴的承諾與義務，這可能有時真的會使我們的政策超越對國家利益的考量。事實上，在《論中國》出版後，這樣的事真的發生了，奧巴馬總統冒險插手利比亞。基辛格或許感到驚訝的是，這一人道主義干預以及在利比亞改朝換代的企圖，並未促使中國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然而，如今是在亞洲而不是歐洲，他認為，“主權至高無上，”而一切“來自外部”的改變中國國內結構的企圖“勢必引發巨大的始料不及的後果” 。此外，正如他在華盛頓實施現實主義政治時所堅持的，和平事業也是一個道德追求。
基辛格的經驗與忠告這一中心主題必須從他在《論中國》中有時不著邊際、大多熟悉的故事講述中提煉出來。只是在書末他才討論了未來中美關係這一基本問題：沒有了共同的敵手來約束他們，世界上的兩個大國靠什麼來保持和平，促進雙方的合作與信任？
基辛格回答這一問題的方式是回顧歷史，那是英國外交部一位高級官員艾爾.克勞(Eyre Crowe)1907年寫的一份備忘錄。克勞認為，“（德國）盡己所能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符合德國的利益的，而這本身就會導致與英帝國的“客觀”衝突，不管德國的外交官說或做了什麼。如今在美國，基辛格注意到，有一個“克勞思想流派”(Crowe school of thought)，該派視中國的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不相容”，因此最好採取先發制人的敵對政策。他感受到兩國社會的焦慮在增大，他也擔心那些聲稱中國的民主是信任關係前提的美國人會加劇這種焦慮。他警告說，隱含的下一次冷戰會阻止兩國的進步，並使兩國“分解為本身自會成為事實的預言中”，而在現實中，雙方主要的競爭更有可能是經濟而非軍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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