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則把這一大綱稱為“國民革命基本憲章”，並在孫中山去世後援引該憲章作為其屠殺共產主義者的根據。
儘管勉強存在同軍閥及其雇傭軍進行合作的機會，但孫仍主要寄希望於黃埔軍校。蔣介石曾拒絕在軍校工作以表現他似乎對此漠不關心，然而一旦他開始從事這項工作，他便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很明顯，黃埔軍校校長這一職務是他獲取大權的一個台階。
在當時，蔣的資歷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點使他還不能進入更高的國民黨政治決策機構，不論人們是徵求他的意見還是僅僅採納他的建議，他的主張都不可能被當做命令來執行，但作為被任命來訓練未來的國家軍隊的人，他的影響則在逐步擴大，他至少已開始組建一支軍隊，使之聽命於實際存在的中央權威，而不是滿足某個軍閥的強權和貪婪。
很難說那時候蔣就考慮在短期內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因為孫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歲，相對而言還是年輕的。
在1924年6月16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凌晨5時起床，清理臥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採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面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繫，是因為孫博士倡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棱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逸仙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做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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