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的關心讓咸豐感動，但未來權力的安排卻必須讓奕䜣走開，因為此時咸豐已經選定了未來的輔政人選，那就是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大臣班子，這一批人深受咸豐的寵信，但他們和奕䜣卻是政見不合，一旦讓奕䜣介入，不但不利於政局的穩定，反會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親、任用外姓作為輔政大臣，這在清朝歷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順治死後，鑒於多爾袞擅權的教訓，孝莊太後任命了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以免皇族宗親竊取大權。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時，鰲拜也同樣飛揚跋扈，專橫擅權，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鰲拜的話，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在排除了威脅最大的恭親王奕䜣後，咸豐將康熙年間的四大臣輔政的人數增加一倍，變成八大臣輔政，但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證皇權的安全呢？對於這個問題，咸豐又做了一個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鈐印制度。
所謂“鈐印制度”，那就是咸豐在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最喜愛的兩枚私印，一枚“禦賞”，一枚“同道堂”，分別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和兒子載淳，作為皇權的象徵（因載淳年幼，慈禧也就順理成章的代理了鈐印之責）。鈐印制度規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親政時，凡是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禦賞”，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這樣的諭旨才有效；沒有鈐加了這兩枚印章的諭旨，一律無效。
咸豐的八大臣輔政和鈐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運作形成了兩宮太後代政和八大臣輔政的平行體制。在咸豐的設想中，八大臣輔政可以發揮這八位顧命大臣的政治經驗與集體智慧，又可以讓他們相互監督和牽制；在此之上，兩宮太後代政制度可以讓皇后和載淳（實際上是慈禧）利用鈐印制度對八大臣進行防範，而兩宮太後又不必參與日常的政務處理和軍國大事決策。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咸豐帝臨終時精心設計的權力分配方案，其實是想通過多方牽制達到權力的制衡，以確保皇權不會旁落。不過，這個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無紕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矛盾，那就是平行體制中的合作問題，這權力的執行者（八大臣）和皇權的象徵（兩宮太後）能否在未來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所謂的輔政“八大臣”，指的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還有額駙（即駙馬）景壽、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這八個主要大臣。就當時情形而言，載垣、端華、景壽、肅順四人為皇室遠支宗親；載垣、端華是兩朝老臣，兩人既是道光臨終時的顧命大臣，又有輔弼咸豐之功；景壽為道光帝的六額駙；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本為軍機大臣，這個安排倒也還算正常。
在八大臣中，載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是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被命為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載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孫。道光五年（1825年）載垣世襲怡親王後，受到道光的重視並在其去世的時候被任命為顧命大臣；在咸豐朝的時候，載垣同樣是位高權重，並繼續得到咸豐的重用。不過，咸豐在熱河龍馭過天的時候，載垣已經年老，八大臣雖然以他為尊，但具體的籌劃反以當時年富力強的肅順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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