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金秋時節，謝偉思夫婦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中國。9月26日，謝偉思抵達北京，在時隔26年後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在六個半星期的行程中，謝偉思先後訪問了南京、上海、杭州、廣州、重慶等城市。當然，最能勾起這位老人回憶的是對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訪問。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包括當年曾為之輸血的喬冠華副外長，並且會見了第二次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結束訪問的前一天，謝偉思受到周恩來的單獨接見。周恩來對謝偉思所經歷的艱難表示關切，並問起他們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維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況。周恩來還對謝偉思說，如果蔣介石願意放棄在台灣的政府，北京將樂意在它的政府裡給他安排一個光榮體面的位置。或許是擔心給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謝偉思沒有提出會見毛澤東的請求，這也留下了謝偉思此行的最大遺憾。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對中國作歷史性訪問的前一周，謝偉思應邀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聚會上發表演講。謝偉思感慨良深地說：“我最近對中國的訪問證明——至少對我本人來說是這樣——中國今天的許多情況能夠從我們於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及我們從那裡發回的報告中找到根源。我以為，我們在越南的捲入，我們堅持有必要遏制中國，以防止我們所認為的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乃基於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缺乏對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以及對他們的領導人的意圖的真正了解。我們‘確信’他們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然而，我卻認為他們向來沒有向外侵略的傳統。因此，我想我們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我們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和庸人自擾的恐懼。”
一位研究中美關係的美國學者說得更加直截了當：“如果華盛頓的決策者哪怕僅僅是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後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那麼，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不是尼克松1972年去北京，而是早在20年之前，艾森豪威爾可能就到那裡去了，而不是去朝鮮。”
1973年1月30日，美國外交協會舉辦了盛大的午餐會，專門宴請20世紀40年代在華的外交官。會場選在國務院大廈最高層八樓，富麗典雅的富蘭克林大廳裡人聲鼎沸，國務院的高官和社會名流250多人齊聚一堂，外面還有600餘人通過閉路電視觀看這一盛況。謝偉思當年的同事柯樂布、埃默深、林沃爾特，還有文森特的遺孀，都出席了午餐會。當謝偉思被介紹給大家時，受到了長時間的起立歡呼。在這一瞬間，這位老人似乎感受到，幾十年來所受的坎坷和屈辱得到了最終的補償。《紐約時報》專門為這次午餐會發表的社論說：“這實際上是為‘老中國通們’平反洗雪的最後一個步驟，這些‘老中國通們’的前程之所以被斷送或被玷污，都只因為他們準確無誤地預言了中國共產黨人將會戰勝蔣介石無能的國民黨政府。”
1984年，謝偉思再度訪華，受到胡耀邦總書記和李先念主席的接見。1998年5月11日，謝偉思在接受中國學者採訪時，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國。我把中國當成第二故鄉。我愛中國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願中國人民幸福，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
1999年2月4日，90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結束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摘自：人民網 原載：《黨史博覽》雜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