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頗有趣味的是，國內一些知名學者對“中國模式”一詞持謹慎態度，部分原因也是出於對該詞可能在國際上引發的反彈的考慮。
在11月19日舉行的中歐戰略夥伴關係研討會上，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教授指出，講“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李君如教授擔心，“講‘模式’有表率、推銷之嫌，外界會誤解中國會輸出自己模式。因此，李君如教授贊成用“中國特色”一詞。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亦持相似觀點，他更傾向於用“中國案例”來解釋中國的發展。
當然，中國模式並非就與中國學界絕緣。
9月26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發展和改革藍皮書——《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書名就直接套用了“中國模式”，並與“中國道路”放在一起。
中國應該更自信地談模式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是中國時局的長期觀察者。他認為，中國毫無疑問擁有自己的模式。“一座房子不管蓋得好與壞，都有自己的模式，模式不一定意味著完美，模式是可以不斷更新與演化的。”
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丹利.克勞希克在與中國學者探討時亦認為，中國擁有自己的模式，只是“很難將這種模式歸類”。在他眼裡，中國模式是一種“包含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特征的混合經濟”，或者說是一種“指令性資本主義”。但在政治層面，西方輿論往往把中國模式與民主對立起來。這樣的理解直接導致一些妖魔化中國模式的言論出現。
顯然，割裂地看待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決定了西方對中國模式認識的局限性。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學界至今也沒有對中國模式給出合理而清晰的定義，尤其是讓西方信服和接受的解釋。鄭永年認為這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採用“中國特色”“中國道路”這些詞語，本身的確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難以令西方接受和信服；另一方面是國內一些人對自己的政治制度缺乏自信，從而陷入了西方的話語體系不能自拔。鄭永年認為，中國學者應該更大膽、更自信地去總結歸納和界定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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