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革是否徹底？
“深圳不能直接套用黨政合一模式”
7月31日，深圳的機構改革方案出台，各方反應強烈，輿論壓力空前，網絡上更是吵翻了天。
9月16日“石破天驚”的順德機構改革方案出爐，順德區的黨政機構將由原來的41個精簡到16個，縮減近2／3，政府工作部門減少到只有10個，並增設區政府政務委員，與區委常委、副區長一起兼任16個大部門的首長。
“順德方案出台後，立即吸引了社會輿論的注意，我們頓時感受到了壓力的減輕。”王敏承認，順德改革的範圍、力度更大，這讓深圳改革輿論壓力驟減。
11月2日，珠海大部制改革方案出台，其中隱約可以看到深圳改革的影子———珠海也組建了一個“巨無霸”式的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局，並將原已實行大部制的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與旅遊局、體育局整合為文體旅遊局。不同的是，珠海同樣實行了“黨政聯動”，涉及調整、撤並、職責整合的黨委機構共8個，調整比例約1／2。
“在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出台之初，國內輿論叫好聲一片，但是在順德的改革方案出台之後，便有許多人已看出深圳方案的局限性，即僅限於行政系統內部的重組，而絕不涉及黨委、政府、人大之間的關係調整。”金心異提出了一個在深圳改革方案推出之初就已經存在的問題：深圳為何不將黨委機構納入改革範疇內？這是否意味著深圳改革不徹底？
“這兩個不能比，深圳和順德改革的立足點是不同的。”傅小隨表示，順德改革，一切從實用角度考慮，改革要解決怎樣提高行政效率，怎麼樣來解決問題，根本不考慮黨政的關係；而深圳改革是純行政改革，突出解決的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者關係的處理，是和十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相符的。
從十七大到十七屆二中全會，對政府機構改革的基調都是基於“黨政分開”。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黨政分開”，力圖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要求黨的各級組織有先有後、漸進有序地從行政、立法、司法等各類國家組織中分離出來，從“全能”的、“革命”的黨走向現代的、法治的執政黨。
“深圳1000多萬的人口，直接套用黨政合一的模式，社會事務、經濟發展、產業推進肯定有問題，一點緩衝的餘地都沒有。”王敏表示，改革的著力點在行政部門，主要解決的是政府職能的轉化、工作流程的優化、部門設置的合理、機構和職數的精簡，兩個城市的改革不存在直接的互比。
“順德改革和深圳改革是廣東在城市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上兩種不同的探索。每個城市不可能在機構改革方面都走一個路子，在一定背景下、時間內，上下對口、統一步調不得不做，一定要有不同的探索路徑，一定要去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出不同的探索，意義更大，典型示範、總結的利弊得失更加具有參考意義。”王敏說。（來源：南方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