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歷來民族主義情緒比較強烈，知識分子尤甚。如上所述，這種民族情緒不時在蒙黨領導集團中有所反映。蘇聯以“蘇蒙友誼”的名義和“國際主義”的說教，加以大量派出蘇聯顧問，以及必要時揮舞“反蘇”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幾十年，但並未能使蒙黨內民族主義情緒消融。因此，它在不放鬆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在其他方面採取了“放長線”的策略。
從文化教育著手進行同化，是蘇聯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當局廢棄了成吉思汗時代創立的蒙古文字，決定改用斯拉夫語系中的俄文字母(個別字母由蒙方自己創造)為基礎的新蒙文，並於1946年1月頒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們至今評價不一，但由此為蘇聯文化進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開方便之門，卻是不爭的事實。孩子們從小學四年級就必須學俄文，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綱的硬性規定。蒙古國立大學的某些課程及其所屬的綜合技術學院的全部課程，都用俄語講授；為各門課程規定的教材和參考書，也都是蘇聯出版的俄文書籍。蘇聯為了培養忠於“蒙蘇友誼”和“國際主義”的蒙古人才，吸納留學生是一個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學生到蘇聯，這些留學生歸國後，絕大部分都能進入重要崗位，許多成為高級官吏。1970年前後，蒙古各省的省委書記，66%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畢業的。當然，留蘇學習回國的人，不一定都親蘇，更不消說“終生不渝”了。蒙古知識界有形無形地拒絕著蘇聯的文化滲透。我擔任臨時代辦後，參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會，原以為蒙方官員都會講俄語，就只帶俄文譯員以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駐蒙外交使團的人交談，結果經常碰壁，許多蒙古官員明明會講俄語，他就是不講。使館同蒙古外交部電話聯繫事務時可講俄語。但正式約見從不講俄語，我還注意到蒙方的記錄員用的是老蒙文。
“結親政策”是蘇聯控制蒙古的另一種有效手段。中外古代歷史上，“和親政策”的事實屢見不鮮，在一定時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於王朝皇室的上層，蘇聯則把這種政策加以普及。客觀條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損失人口二千六百多萬(其中軍人九十二萬,平民一千七百多萬)，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戰後幾十年，人口構成女多於男(50年代蘇聯人私下說男女人口比例為1∶6)。男娶女嫁，以至國際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蘇聯當局把它作為一種“入室控制”的手段積極推行。最為典型的是澤登巴爾娶來的蘇聯夫人。澤登巴爾1940年留學蘇聯畢業歸國並取得高位之後，蘇蒙雙方領導人撮合，將當時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嫁給了澤登巴爾，嫁後全名為:阿娜斯塔霞.伊凡諾夫娜.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入室”之後，對澤登巴爾的一言一行，有無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烏蘭巴托多次見過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參加澤登巴爾夫婦舉行的招待會，他們與進場的賓客一一握手。雖然中蒙關係已經惡化，但他們還未達到不顧禮儀拒絕與我握手的地步。這一次我從最近的距離觀察了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個子，肥胖壯實的身軀，穿著黑色晚禮服；紅紅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紅的濃發，真有點“凶煞”的樣子；特別是一雙灰褐色的眼睛，惡狠狠地盯著我這個中國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種“有你無我”的內涵。這情景雖然只有幾十秒鐘，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還有一次，大約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與使館幾個同志在烏市街道上散步，路過澤登巴爾的官邸，通過豪華的鐵栅欄門，看到費拉托娃沿著花園式的甬道正向鐵門走來，後面跟著保鏢。她突然發現了一夥中國人，扭頭就往回走。是恨?是怕?還是別的什麼?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許在她轉身的一刻，這幾種情緒都存在。其實，1970年中蒙雙方已著手緩和兩國關係。
費拉托娃和澤登巴爾結婚後，多是與丈夫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在澤登巴爾以黨的第一書記兼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兒童基金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就單獨公開露面，頻繁進行活動，名字經常排在一些部長級領導人的前面。
蒙古高層領導成員中，娶蘇聯人為妻的，已知的還有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邁達爾，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蒙蘇友協主席貢布扎布，中委、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索德諾姆，中委、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朝克上將，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雲登。
中層幹部夫人是蘇聯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據說達到15%—20%之多。這些蘇聯“夫人”嫁給蒙古官員之後，包括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在內，仍然保留蘇聯國籍，按規定都要按時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去“談話”。中國古語說“妻以夫貴”，在蘇聯控制下的蒙古則變成“妻尊夫貴”，娶了蘇聯人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斷提拔。以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為例，二十六歲入黨之後，立即被委任為食品工業部部長，第二年又當選為蒙黨中央委員，二十九歲起擔任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據說其蘇聯妻子與澤登巴爾.費拉托娃關係異常密切。
（摘自：《在大漠那邊》 作者:孫一先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