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曹聚仁把蔣介石的態度回覆給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大方地表示，如果國共第三次合作，蔣介石回大陸，廬山可以作為蔣介石養老的地方。毛澤東把這件事情記在了心裡。1959年他上廬山開會時，發現工作人員正欲鑿除蔣介石在石碑上寫的“美廬”二字，連忙制止，讓蔣介石題寫的這兩個字保留了下來。
蔣介石聽到曹聚仁向他轉達的毛澤東的這個意思，更加感激毛澤東，同時也把這件事情記住了。在1965年擬定條件時，他特意把廬山要作為自己住所一事寫了上去。
晚年的蔣介石曾經密約毛澤東訪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斷了國共兩黨之間的聯繫。蔣介石聽到大陸方面發生一些極端的事情，對中共的疑慮更深了。1968年，他聽說一些紅衛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毀了慈庵，十分氣憤。他曾囑咐兒孫：“永記此一仇恨不忘，為家為國建立大業，光先裕後，以雪此家仇國恥也。”但是他不久又聽說，周恩來親自出面，保護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產和祖墳，心裡對中共高層又產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蔣介石經常想起他在大陸的日子，想到與大陸溝通的問題。就在他出任第五屆“總統”之前的一個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竟把他稱為“老朋友”。這個消息在美國和香港傳了很久。蔣介石注意到，毛澤東對尼克松說：“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得多。”對毛澤東說的這句話，蔣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時的蔣介石十分孤立。在國際上，中共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而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則越來越小，連美國總統、日本首相也都訪問了大陸。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對與中共聯繫有些猶豫。他認為這時主動向中共提出溝通，有點近似於投降。正在蔣介石這麼猶豫之時，中共方面卻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在大陸，中共恢復了“二.二八”紀念活動。廖承志也出面發表講話，重新強調“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歡迎台灣各方面人員來大陸參觀、探親、訪友，保障他們安全和來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國民黨數百名戰犯和特務，還給他們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願意去台灣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選擇。
蔣介石得到這些消息後，心中佩服毛澤東胸懷之博大，但還是沒有採取主動行動。其原因，主要是他沒有找到合適的溝通人選。曹聚仁已於1972年去世。
正在這時，毛澤東卻派人來了。毛澤東派的這個人，是章士釗。章士釗也是一個與國共兩黨上層領導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長期在大陸與共產黨共事，與蔣介石等當然沒有聯繫，不過，因為他過去的資望，他到台灣來，當然會受到蔣介石的禮遇。當時章士釗已經92歲高齡，且重病在身，但他還是接受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委托，願意承擔溝通兩岸的任務。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來特意安排了警衛、醫生、護士、秘書、廚師、保姆隨侍章先生左右。章先生於1973年5月乘飛機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後，就急忙找原來的各種關係，以便恢復與台灣的聯繫。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和國民黨方面聯繫上了。他當時樂觀地派他的女兒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轉告毛澤東、周恩來：各方面關係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頂多住三個月即可完成任務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於勞累，休息不好，於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國共溝通當然就沒有建立起來。
但是，蔣介石並沒有放棄實現兩岸溝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適的溝通人選，他就採取了一個特殊的方式向大陸方面打出信號。1975年春節後，蔣介石秘密找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讓他通過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請毛澤東來台灣訪問。毛澤東得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但1975年毛澤東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周恩來也重病在身，他們兩人都不能親自到台灣訪問。毛澤東找來鄧小平，親自向鄧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兩岸可以以此為契機，盡快實現“三通”。陳立夫得知毛澤東打算派鄧小平來台灣的消息後，十分高興。為了配合這次溝通，陳立夫還在香港發表了一篇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文中說：“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他說：希望毛澤東“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當陳立夫積極努力尋求與大陸溝通之時，蔣介石卻因病於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峽兩岸的再次溝通又中斷了。（來源：中國經濟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