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澤東的下述意見：如果用俄國尺度衡量中國革命，那麼它什麼也沒做。第一，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歷史事件；第二，不考慮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情況，使用俄國尺度衡量中國革命是不正確的。
似乎是為了證明這一點，毛澤東說，中共1936年在蘇區表現出了教條主義，照搬蘇聯的做法，當時導致了嚴重的失敗。（原記錄如此。這裡顯然是指長征以前中共在中央蘇區的政策。)
後來毛澤東說：中共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幹部。以前他們認為，幹部應當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文獻。現在確信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幹部一邊學習，同時還要做大量的實際工作。所以，他們規定了幹部必讀的12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列舉了這些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列寧主義問題》等)，但沒有提到一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我當時問毛澤東，在教育幹部的12本著作中沒有一本中共領導人從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經驗的著作，這是否合適?
毛澤東回答說，他作為黨的領導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東西，不能把自己同馬、恩、列、斯相提並論。
在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舉杯時，他強調說，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是現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斯大林不僅是蘇聯各族人民的導師，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導師。毛澤東說，他是斯大林的學生，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意義，只不過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用之於實際，一點兒也沒有豐富它。而且，他親自給地方發了電報，嚴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馬、恩、列、斯的名字並列在一起，儘管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親密的同志們進行爭論。
我回答說，這表明毛澤東謙虛，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見。馬克思主義不應機械地運用到中國，而應考慮到中國的特點和具體的條件。中國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帶有反對帝國主義的特點。因此，闡述中共的經驗必然具有理論價值，必然會豐富馬克思主義學說。難道可以否認總結中國經驗對亞洲國家的革命運動有理論義意嗎?當然不能。
毛澤東強調說，王明及其追隨者為反對黨的路線就非常強調中國的特點。對此，我回答說，民族主義分子通常利用本國具體的歷史特點，企圖把黨引上資產階級化的道路，而馬克思主義者研究這些特點則是為了按馬列主義領導革命。對此，毛澤東再沒有爭論。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電報中通知說，在一次會談中毛澤東“強調，在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上，他根據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說的意見和他後來寫的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著作。
毛澤東說，對他來說最為寶貴的是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對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義的批評。
“毛澤東幾次強調，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學生，堅持親蘇方針。”
在2月7日最後一次會談時，毛澤東對最重的問題所進行的討論表示滿意，熱烈感謝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關懷。
當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時，波斯克列貝舍夫受斯大林委托來了電話說，對我在中國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滿意。政治局每天都閱讀和討論我的電報。斯大林要求我盡快回到莫斯科做詳細匯報。
回到莫斯科，我確實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都感到滿意，並認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從西柏坡所發電報和我在那裡所收到的莫斯科復電的文稿。
阿．米高揚
以上是最原始的歷史記錄：毛澤東於1949年1-2月第一次（通過米高揚）向蘇聯要求蒙古回歸中國。另在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第二次向蘇聯領導人正式索要蒙古回歸。（來源：搜狐讀書 摘自:老年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