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辦公廳就是為中央服務
楊尚昆說，歸根到底中央辦公廳就是為中央服務，保證中央工作正常運轉。同時，它承上啓下，起一個中間環節的作用。
那時，地方黨委都要求中央辦公廳有一個統一指揮，希望中央辦公廳對省、市、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實行垂直領導。我無論如何不同意這個意見。我說辦公廳不能像別的部門一樣自成系統，我們上下沒有什麼領導關系。中辦是中央的辦事機構，是為中央服務的，你們是你們黨委的辦事機構，是為你們黨委服務的。你們如何工作要受你們黨委的領導，你們黨委要你們怎麼辦就怎麼辦。當然，中央召開有各地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時，我也常常找隨同來京的各地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座談，溝通情況。
我認為，既然辦公廳是服務機構，就無權向下面發政策性文件。後來，“四清”運動中，少奇同志為了及時指導運動，常常要批轉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門參考。按照規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發，要經過中央常委傳閱同意，為了不過多地打擾各常委和爭取時間，少奇同志就提出一個變通辦法，用《中央辦公廳文件》形式發出，從此開創了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文的先例，這種做法一直沿襲至今。
那時占用我很大精力的有這麼幾件事：一是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聯系，就是所謂“通氣”。國際、國內發生了什麼重大情況，對某一問題中央有些什麼考慮，地方同志有些什麼想法，都要由我同各省、市、自治區的同志一一通話。五六十年代的通信手段十分落後，接通一個電話要很長時間，而且聲音也不清晰。遇有“通氣”任務，一般是每天提出一批省、市名單，讓中南海總機長途台去接，長途台根據綫路情況，哪個省、市先接通就同哪個省、市先講。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打一遍，要用兩三天時間。地方同志也常常打電話來，向我摸中央的“氣候”。二是協調同條條、塊塊之間的關系。比如一個部門送來請求中央批複的報告，報告中提出的意見成熟不成熟，如果需要提交中央會議討論，還要作哪些進一步的准備；涉及幾個部門或地區的問題，還要再聽聽有關部門和地區的意見。三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別是特殊人物的工作，大多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比如王明，廬山會議後還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這些受錯誤批判的同志。毛澤東要我同他們本人保持經常的聯系；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張聞天的夫人劉英也經常找我談話，一談往往幾個鐘頭。
在中央辦公廳的崗位上，我有幸結識了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并同他建立了特殊的友誼。在我面前，胡志明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長者。他到中國來，我常常去他下榻的地方看他，他也常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他來時經常是單身一人，不帶一個隨員。同他談話，似乎是在拉家常，無拘無束。他有什麼要我辦的事，都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比如有一年年末，他送來一包由他親筆簽名的新年賀卡，要我分發給我們黨的領導人。按說，這樣的事，他應該通過越南駐華大使館辦，但是他把我當作親密的朋友，這比經過外交途徑分發親切得多。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團訪華期間，提出要參觀北京新建成的官廳水庫。7月6日，我陪他去了，他很高興。在回來的火車上，他興致勃勃地題詩一首：“尚昆同志雅正：聽說長城萬里長，頭聯東海尾西疆，幾千百萬勞動者，建築茲城鎮一方。”胡志明不僅把我看作知心朋友，也把中國同志都視為自己人，有些很具體的事，比如有一次他想到廣東從化溫泉休息幾天，就直接打電報給接待過他的警衛局幹部張文健。張文健當然要請示我，我一方面指示張立即趕赴廣東，認真做好接待工作，保證胡志明休息好，一方面把胡志明要來我國休息的情況報告中央。
我想，毛澤東把我放在中央辦公廳這個崗位上長達二十年，主要就是因為我同各方面的關系熟，能辦些事情，體現了毛澤東對我的信任。後來他對我越來越不放心，把我看成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一次王震同志告訴我，他曾問過毛澤東，你為什麼不信任楊尚昆了呢？毛澤東回答說，他和彭德懷搞到一起去了。
1978年12月，中央決定恢複我的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小平同志建議讓我暫留北京一段時間，協助胡耀邦、姚依林整頓中辦的領導班子，恢複中辦的正常工作秩序，體現了小平同志對我的信任。我完成了這項光榮任務才奔赴廣東。
老同志懷念在中辦工作的歲月
在楊尚昆談話中間，在座的中辦老同志也不時插話。他們說，回憶五六十年代的中辦，可以概括為兩句話：“工作節奏緊張，政治環境寬鬆；工作條件艱苦，生活服務周到。”
中南海內的幾個單位，有的是晝夜二十四小時值班，有的經常工作到深夜；中南海內無小事，還要隨時准備接受緊急任務，時刻不能懈怠。但是，政治環境十分寬鬆。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總理、彭老總、楊主任平易近人，上下級之間無拘無束，說錯了話不會抓你的辮子。那時，政治運動不斷，但是在中南海內堅持實事求是，從不制定什麼指標，很少傷害同志。
那時，工作條件是艱苦的。閻明複講了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他說：“有一次毛澤東接見尤金大使，我做翻譯，因為天氣太熱，連電扇也沒有，大家只好不停地扇扇子。接見結束時，我順手把毛澤東的扇子當作自己的扇子拿回去了，發覺以後，將錯就錯，把這把扇子作為珍貴文物保存至今。”1954年以後，幹部陸續由供給制改為低工資制，此後，除1956年調整過一次工資（調整面為40%）外，只有十八級以下幹部在1962年調過一次工資（調整面也是40%）。十七級以上幹部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79年，在長達23年的時間里不但沒有調整過工資，反而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表示與群衆同甘共苦，還象征性地降低了一點。在生活服務方面，卻非常周到。楊尚昆經常找鄧典桃、羅道讓等管後勤的同志研究在可能的範圍內改善機關生活和活躍文體活動問題。那時中南海西樓每星期三、六都放映電影，票價兩角，不分中央領導人和一般同志，看電影一律憑票入場。在中南海，夏天可以劃船，警衛局行政處根據各單位大小分配數量不等的船只，并發給與船只編號相應的牌子作為登船憑證，每天晚飯後提供服務；冬天晚間開放冰場，備有各號冰鞋，免費使用。
中辦老同志們非常懷念在中辦工作的歲月，覺得那時在中央領導同志身邊工作，既學到了黨的優良作風，也學到了領導同志的工作方法，得到極大鍛煉，心情舒暢，終生難忘。（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