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去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治喪程序與只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比陳毅的元帥軍銜和軍委副主席均低兩級的李天佑相同，規格略高。建議參加追悼會的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郭沫若等。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注明：因天氣太冷，江青、宋慶齡不參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參加。由於中央還沒有對“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詞如何寫？無人願意表態。1月8日，周恩來審查修改陳毅悼詞稿，仍謹慎地增加了陳毅“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删去了周恩來補寫的這段文字，批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追悼會規格，只在睡衣外罩著大衣就冒著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臨時接到參加許可的宋慶齡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也趕來參加。追悼會改由周恩來致悼詞。
與兩個月後的3月26日逝世的謝富治相比，已經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之死雖然沒有獲得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禮節，卻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的殊榮——從1950年任弼時逝世後，毛澤東出席的追悼會唯有這一次。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對他昔年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著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裡，毛澤東還當衆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并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複出制造輿論。
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著間接的聯系。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裡埋下了一個可以起用制約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看似無意地對在座的軍區司令員們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而鄧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渦。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汪東興轉交。在信中，除了對剛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做例行的表態外，鄧小平特別強調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廠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廠，有幹部黃同志跟同。……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只同幾個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准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一事。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并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借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複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系，或是准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系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并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情，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