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共識，日本的軍刀終於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但即使涵蓋範圍極廣的戊戌變法，也沒能如明治維新那樣進入“深水區”，滿清小團體將維護自身利益的准則包裝成了對改革的穩健持重，這進而導致了改革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隨後，知識分子再度淪為政爭工具和犧牲品，而民間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緒大爆發則導致破壞力巨大的義和團運動；逃亡海外的所謂改革者，迅速地將悲情變為斂財乃至大交桃花運（看看康“聖人”在海外的“人財兩得”）的道具；而無論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從此也認定了“槍杆子”強過“筆杆子”，握筆的手開始紛紛拿槍，其殺傷力竟是武夫們自嘆不如的。
甲午戰爭也同樣對日本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經的平民主義者全都在勝利、尤其是巨大的戰爭紅利帶來的激情中消失，國家主義成為日本主旋律。馬關條約簽訂後，俄、法、德三國幹涉還遼，竟然給了德富蘇峰這樣的民權主義者以“強權戰勝公理的事實教育”，他在自傳中說: “歸還遼東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運，自從聽到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幾乎與過去盤若兩人，”從此自命為“帝國主義的急先鋒”。
梁啓超曾經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做過一番對比，認為無論是地位還是功勛，伊藤都遜色許多，但有一事卻占足上風:他“曾游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梁啓超認定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實，梁啓超還是沒能看透或有難言之隱:只要看看李鴻章出訪歐美的精彩對談，以其才幹和閱曆，怎會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勢禁形格，李鴻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樣是梁啓超所記，中俄伊犁之戰時，李鴻章征詢前來拜訪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見，戈登說:“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權以大加整頓耳。君如有意，僕當執鞭效犬馬之勞”。
李鴻章聽罷，“瞿然改容，舌矯而不能言”。
不知當日李中堂與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許中堂大人也希望有驚雷掠過而落箸吧？（來源：先鋒國家歷史 注：本組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作者的私家收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