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國內外政治狀況，並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饒、反冒進、反右、反對彭黃張周的鬥爭聯繫起來，進而聯繫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他認定，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後，無產階級仍然面臨著與資產階級的嚴峻鬥爭，鬥爭的對象，包括那些“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的“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到1959年8月，他結合廬山會議發生的事情，把這一思路進一步加以整理，提出了如下論斷：“廬山出現的這場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毛澤東這種過分聯繫的思路當然不對，但他對問題核心的把握卻並無不當。基於此種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傾等一系列鬥爭，又把中國國內、黨內發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鬥爭與中國對外關係、特別是與中蘇兩黨關係聯繫起來。他十分注意蘇共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認為蘇共一些領導人從1959年起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攻擊，是“與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等組織了“一次反華大合唱”。
毛澤東除了正面闡述這一道理外，十分重要的，是運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講共產黨必須要用專政、集權的方法，同社會主義的敵人和國內外惡意反對共產黨的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借古喻今的重要內容，就是評曹操。長期以來，曹操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是被看做同殷紂王、秦始皇一樣，是個殺人如麻、權傾一時的暴君、奸雄。毛澤東也把曹操與殷紂王、秦始皇一塊加以評價。他反人們的傳統認識而議之，並且主張翻這樁歷史舊案。在他多次評曹操的言論中所包含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認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權力，改革惡政、推行法治、提倡節儉、穩定恢復發展了社會。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是“代表正義一方的。”總之，他認為曹操“不壞”。如果把殷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不正確的。”
翦伯贊在1959年2月發表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中，僅僅局限于對曹操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品格的評價。毛澤東看了翦伯贊的文章後進一步發揮自己評曹操的觀點時，包含了他評曹操的真實用意。他指出：曹操的功績在於結束漢末豪強混戰的局面，為統一鋪平了道路。而歷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夠建立這一巨大功績，就是依憑他手中集中的政治、軍事力量並且殺伐決絕。對立面不是罵共產黨搞“專制”、沒有“自由”嗎？毛澤東就從評曹操這一特定歷史人物的角度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就是要講專政。依靠這個專政，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才能穩定和發展社會。對於那些“共產黨沒有自由”的叫囂，毛澤東直言反駁道：資產階級自由與無產階級自由勢不兩立，只能由一個滅掉另一個。
由上可見，毛澤東評曹操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正面強調必須堅決運用無產階級專政手段的同時，借古喻今，反對對立面對共產黨所謂“專制”、“獨裁”的攻擊。
但是，毛澤東評曹操的用意，並非僅此而止。他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毛澤東評曹操所強調的核心內容，是反對封建之“正統”。他評曹操反“正統”，是與他強調創建中國社會主義“獨特性”、“高速度”聯繫在一起的。其實，毛澤東評曹操、反“正統”的觀點，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過。1954年，中國制定第一部憲法時，毛澤東就特別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強調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從而創造出中國自己的特點來。此後他在《論十大關係》中，又提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少走“彎路”，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觀點。當時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要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脫出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就在當年，毛澤東在北戴河吟誦了曹操《觀滄海》一詩，並且說了一大段評價曹操的話，說曹操“了不起”，過去說曹操是白臉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製造的冤案，”反動士族和封建文化壟斷者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毛澤東這段評曹操的話，核心觀點，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統”。他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確立了一系列帶有獨特性的社會主義原則，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一些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要走獨特的道路，要“獨立自主”的講話，此後，他在與“人民日報”負責人的談話以及訪問莫斯科時又說過，曹操這個人“不簡單”，“很了不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