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灣數字經濟政策演化邏輯
台灣數字經濟政策演化有四條邏輯綫。一是數字經濟政策緣起於台灣信息通訊產業政策，始終圍繞台灣經濟命脈資訊製造業展開。二是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目標演化，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和“國際”合作方面提供官方支持。三是制定多項優先發展項目來回應社會議題。四是以“通訊安全”為由，不斷泛化風險，切斷兩岸數字經濟合作通道，轉而進入美國數字經濟生態圈。
1.源於信息通訊產業政策
台灣數字經濟政策源於台灣當局制定的信息通訊產業政策，目標是推動信息產業向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環節轉型。自1992年起，台灣當局著手實施了兩期的五年工業發展計劃，支持信息產業發展。2002年台灣經濟部門工業局發布“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聚焦在四大具有國際競爭潛力的產業。兩兆是指集成電路（IC）及影像顯示（LCD）兩項年產值將超過一兆台幣的產業；雙星則是指數位內容與生物科技。延續上述產業政策，台灣當局開始制定數字內容產業政策，推動“數字台灣”計劃。其目標是建立“亞太地區數位內容設計開發製作中樞”，增加台灣資訊產業競爭優勢。截至2004年底台灣已有382萬寬頻使用者，普及率達人口的16.3%，是世界的第7位，在亞洲僅次於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韓國（24.9%）、香港（20.9%）。近些年來，台灣當局有意將已有的電子通訊製造業產業生態向AI，機器人和GPU領域升級；在數字服務端向移動支付、5G、雲端服務和OTT（Over The Top）等服務領域轉型。
2.政策目標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升級
台灣信息通訊產業面臨國際分工重整和數字技術服務場景挑戰。在這一趨勢下，台灣當局的數字經濟政策開始瞄向全球數字經濟中高端服務業和知識產權。數字企業發展也從著重生產製造轉變為商業模式創新。④雖然台灣在數字經濟本身的社會文化發展空間并不充沛，但是台灣當局早在2002年就啓動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在2008年，台灣當局將其與“數位學習科技計劃”合并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計劃”。在2013年台灣數位文化中心全面接手該計劃，統籌負責數字技術成果研發轉化。台灣當局在《挑戰2008：台灣發展重點計劃（2002-2007）》中提出了“數位台灣（E-Taiwan）計劃”，其中包括對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企業電子化（e-Business）、生活網絡化（e-Life）提供制度安排。
數字游戲在2015年被台灣經濟部門寫入《2015數字內容產業年鑒》。2016年以來民進黨當局出台“數位台灣·創新經濟發展方案”“智慧台灣方案”等產業規劃來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台灣科技部門確立了以AI為台灣未來產業中的最主要技術驅動；實施了半導體射月計劃和科技大擂台（Formosa Grand Challenges）等科技計劃。
目前，台灣當局希望在動畫產業國際分工中向價值鏈中高端移動。台灣“工業局”制定了從美國硅谷吸引從事電子信息行業和動漫產業的人才計劃，尤其是從好萊塢獲得企業策劃和動漫產業營銷人才。如曾經為歐美日等國動畫代工的台灣企業，其利潤衹占這些國家的10%，跨國企業則占到80%。當前，台灣當局將兩岸數字經濟市場與台美市場進行了切割和差別化經營。一是利用大陸創意產業勞動力相對豐沛的資源，引進美術技能和軟件設計水平較高，且文化意涵貼近市場的人才；二是邀請美國美術編導參與製作，借用好萊塢商業模式來實現全球發行渠道。因此這些台灣企業的國家地區投資策略上呈現出明顯差異。
3.政策重點向應對島內社會議題轉變
台灣當局自1998年即開始推動《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推動計劃》，目標是提高“政府”服務效能和擺脫信息鴻溝。近些年來，應對數字鴻溝成為台灣地區數字經濟治理的主要難題。台灣當局因此制定了“數位台灣計劃（2002－2007）”“智慧台灣計劃（2007－2011）”“深耕數位關懷計劃（2012－2015）”“普及鄉村數位應用計劃（2016－2019）”等。台灣“行政院”科技資料顯示：2002-2007這一階段，台灣當局主要針對信息設備改造，推動無綫寬頻網絡普及，推動自然人憑證和網絡空間扁平化。2007年至2011年期間，台灣當局政策重點放在提高普通人上網普及率，目標是網絡覆蓋率提高25%-30%，普及率提高20%。在2012年至2015年，台灣當局將重心放在提高弱勢群體資訊獲取能力和網絡使用能力上面，包括原住民、低收入戶以及婦女的ICT使用。政策邏輯開始由上網普及率向網絡應用能力提升方向轉變。2018年3月台灣“內政部”發布台灣正式邁入“老齡化社會”（aged society），預估2026年將再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近幾年來台灣當局在應對老齡人口數位應用能力、豐富數字生活應用、享受數字服務便利性、提升偏遠地區的企業數字商業模式、強化農民數字應用等方面強化了政策。2014年台灣行政部門研究包括智慧財產權、網絡金融、網絡租稅、遠程勞動、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照護、消費者保護、網絡公民參與、政府信息開放與網絡犯罪防制等10項議題，同年發布了“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規劃方案”，由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與網絡社群項目參與者來制定網絡世界法規的調適交流平台。
4.數字經濟政策的政治化轉向明顯
近些年來，台灣民進黨當局極力促進台灣企業成為區域或國際互聯網樞紐，在台灣數字生態塑造和電子商務環境安全方面嵌入的“脫中”政治因素愈來愈多。2022年8月27日台灣行政部門“資通安全處”整合相關機構成立“數位發展部”。字面含義是重點促進台灣地區通訊與信息安全、網絡與傳播等數字產業發展、統籌數字治理與數字基礎建設，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及加速台灣地區數字轉型。事實上，這衹會培養大量上班打卡領薪水的正式職業網軍，對提高台灣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毫無意義，而且島內民衆對此批評聲音不斷。
台灣數字經濟政策邏輯轉向說明：近年來民進黨當局的政治干預造成了台灣數字經濟正在背離經濟規律。台灣民進黨當局不斷設置數字經濟的“脫中”政治障礙，主要是企圖與大陸經濟進行切割以阻撓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取而代之的則是要“國際化”分工空間，從而擠壓兩岸數字經濟融合空間。這種做法暴露了台灣民進黨當局在數字經濟政策上的政治算計。
民進黨當局操縱的“脫中”目標嚴重束縛了台灣數字經濟自身發展。台灣財政部門數據顯示：2020年台灣地區對大陸（含香港）出口數字產品硬件及其零組件共計1057.5億美元，同比增長22.61%，占台灣地區相應產品總出口額的55.6%。台灣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統計發布的台灣地區整體IC產業產值調查報告顯示：台灣2022年產值達到4.83萬億新台幣，年增長率為18.5%。其中，IC製造產值增至2.92萬億新台幣，以台積電、聯電為主的晶圓代工產值更高達2.68萬億新台幣。2023年中國台灣半導體協會發布數據稱，2023年台灣整體半導體產業估計下降5.6%，其中設計業估計下降12.3%，存儲與其他製造估計下降26.7%。
五、結論
數字經濟本身具多重的經濟與社會意涵。發展數字經濟不僅是全球經濟的新形態和主流趨勢，也是所有產業演化路徑上的大趨勢。數字經濟本身更是與數字社會構建和社會治理密切相關。因此，數字經濟政策的框架和邏輯演化應該呈現總體經濟增長與公平的代際傳播、收益分享、多元利益和文化融通的綜合平衡邏輯。然而，這一邏輯并未在台灣地區數字經濟政策中得以充分體現。
兩岸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對穩定兩岸經濟關係意義重大，不僅為兩岸民衆創造更加多樣性和多層次的數字消費場景，同時也為大陸台資企業數字化升級提供了基本條件。近幾年來，抖音、b站、小紅書等大陸社交媒體軟件在台灣青年人中頗受歡迎，為兩岸青年人互動提供了新的空間。兩岸數字經濟合作源於兩岸在電子信息製造業領域的深度合作，電子信息產品始終占據兩岸貿易的較大比重。根據台灣經濟部門相關統計數據可知，兩岸電子信息產業產品貿易額占整個台灣電子信息產業貿易額的比例從2016年的44.40%上升至2020年的48.19%，隨後保持在45%以上。可見，電子信息產業在兩岸數字產品貿易中的嵌入度是非常高的。
當前民進黨當局背離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規律，刻意迴避兩岸數字經濟融合對島內市場帶來的巨大收益，實際上是不顧台灣民衆的數字福祉的一種政策扭曲。即使民進黨當局出台數字社會治理政策，其本身製造資源短缺、島內消費市場規模有限和數字場景單一等因素也在嚴重制約台灣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民進黨當局近期采取的“親美脫中”的數字經濟政策邏輯無法有效提振台灣整體經濟動能；相反會導致台灣數字經濟的人才和資產流入美國，漸失已有競爭優勢。
註釋：
①許躍芝.是什麼限制了台灣數字經濟發展[N]. 經濟日報,2021-10-02(007)。
②李世暉. 台灣智慧手機APP游戲市場報告[C]//廈門理工學院,台北教育大學.兩岸創意經濟研究報告（2016）,2016:195-208。
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灣要跨入數字經濟時代，須引導產業全面創新”，社論，第45卷第4期，台灣經濟研究院，頁7~8，2022年4月。
④胡志佳、陳介英，台灣創意生活產業之政策限制與出路，Journal for Studies of Everyday Life No.16, September 2017, pp.23-48。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7月號，總第319期，P58-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