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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中央黨部 |
中評社╱題：國民黨在台亂局的歷史肇因與現實困境 作者：洪揚（上海），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從歷史的角度看，國民黨今日的結局，有其發展的必然性。國民黨在90年代台灣開放領導人選舉後，在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環境、社會問題和內部分裂等方面未能有效應對，導致其在島內政治格局漸趨弱勢。但同時國民黨也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平台與契機，並在促進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未來希冀國民黨能夠勇於面對現實困境，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在維繫島內重要政治版圖的同時，努力將台灣從民進黨啟釁導致的兩岸緊張困局中拉回到和平發展的正軌。
國民黨自辛亥革命初肇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百年老黨之一。然而，在最近兩次的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國民黨遭遇了慘敗，黨內分裂不斷，面對民進黨的步步緊逼，完全無法應對，衹能節節敗退。這其中的原因雖有其忽視國際政治環境變化的客觀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內在先天不足的必然結果。
自1949年播遷至台，國民黨在台灣地區施行了長達四十餘年的威權統治。直到1987年逐步解嚴後，台灣政制才慢慢向政黨輪替的方向轉變。這一進程的加速，可說是1990年代國民黨高層實現政治轉型的直接結果。
1991年，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此後，李登輝開始逐步推動政治改革。1996年，台灣地區進行了首次普選，李登輝成功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為一股全球力量的同時，台灣地區開始感受到來自經濟、外交、軍事等全方位的壓力。在這段台灣面臨著外部環境劇變的緊迫時期，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開始逐漸被“台獨”思想所侵蝕。雖然這一思想在彼時的台灣社會僅初現影響力，但國民黨內部未能及時形成對“台獨”思想警惕的共識，反就此出現了內部分裂的情況。一部分國民黨人主張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而另一部分國民黨人則認為應優先追求維持現狀。這種內部分裂導致國民黨在兩岸關係和對外政策上長期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
但國民黨始終堅守著對“一中憲法”的支持，為維護兩岸未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一中憲法”的框架下，國民黨與中國大陸展開了一系列對話和交流，見證了兩岸關係的發展。從1993年和1998年以民間形式達成的兩次“汪辜會談”，到2005年連戰以國民黨黨主席身份促成的“胡連會”，再到2015年馬英九在新加坡實現兩岸現任領導人歷史性會面的“習馬會”，國民黨在推動兩岸對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都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尤其是在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台灣地區與大陸簽署了多達27項協議和共同意見，涉及經濟合作、郵政業務、食品安全等多個領域①。這些努力表明國民黨在維護兩岸和平穩定發展方面的積極姿態。
一言而概之，國民黨在90年代台灣開放領導人選舉後，在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環境、社會問題和內部分裂等方面未能有效應對，導致其在島內政治格局漸趨弱勢。但同時國民黨也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平台與契機，並在促進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可惜的是，國民黨在當今台灣政治版圖雖仍具一定影響力，卻早不復當年盛況，甚至一度陷入運營危機而被民間戲稱為“乞丐政黨”。本文便將以90年代台灣開放領導人選舉為分界點，以威權專政與政黨輪替時期為背景，嘗試探討國民黨當前在台亂局的歷史肇因與現實困境。
威權專政的肇因 土改問題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敗局已定後，分批次向台灣運送了大約3~5百萬兩的黃金，連同白銀和外幣共折合黃金超過1千萬兩，約等於目前的300億美元②。雖然這部分財物並沒有很多人想像中那麼多，比如僅抗戰時期中國的直接損失就達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更是高達5000億美元。但有這筆財物在手，國民黨便有了底氣在台灣實施不少之前在大陸不願意做，或者說想做卻沒能力做的事。土改即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國民黨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的過程中，雖然成功減輕了一部分農民的負擔，但也傷害了大量的台灣本地利益階級，特別是地主階層。
1947年頒佈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法》規定，減租率為農民所耕種土地的收益的三成、七成或五成，視土地的規模和性質而定③。這一政策的實施初步減輕了一部分農民的負擔，但也錨定了削弱土地所有者收益的政策方向。1951年頒佈的“公地放領”政策將公有土地放歸農民，並規定必須實施“耕者有其田”制度，即所有的農民都必須擁有一定面積的土地。這一政策的實施進一步削弱了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將土地的所有權從地主手中轉移給了農民，為台灣的農村社會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1953年頒佈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則進一步規定，土地價值應該按照土地的兩年稻米產量的價格來確定，不允許將其它農作物算作土地產值的一部分。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土地所有者的收益進一步受到限制，使得許多土地所有者的財產價值大幅度縮水。
同時，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國民黨還採取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例如，強制使用股票和債券來代替現金交易，並利用對股票債券的提前高估來進一步壓低土地實際價值，導致大部分台灣地主的土地價值被直接低估了十餘倍，數代的財富積纍一夕蒸發。
這些政策和手段的實施，傷害了大量的台灣本地利益階級，特別是地主階層。他們的土地財產和權利受到了限制和削弱，不少人甚至為此家破人亡。但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缺乏民主問責和公正的司法體系，這些受害者毫無反抗之力。
因此，土地改革固然帶來了一些好處，減輕了一部分農民的負擔，但也引發了不少潛在矛盾，如對土地價值的低估和農民對土地的低效利用等。這些問題對台灣的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台灣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即便在幾十年之後的今天，打開台灣政治版圖我們仍可發現，所謂的綠營“票倉”幾乎皆處於嘉義、台南、高雄等當年台灣本地大地主雲集的傳統農業區。這些大地主雲集的地區因土地改革喪失了田產，原本就對國民黨當局不滿。同時，又因為地主的家世優渥，家中的社會關係與教育傳統都是剛剛分到土地的普通農民所不能比擬的，故當地的高中以上學校裡還是這些地主的子弟占多數。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獲得高速發展，國民黨當局為支付地價發到地主們手中的股票突然大幅增值，但地主們仍然對國民黨當年事實上的掠奪政策耿耿於懷。許多地主子弟在日後留美、留日的過程中接觸了分離主義思想影響而向“台獨”勢力靠攏，而在當地任職的社會中堅又往往是這些地主子弟的親朋故舊。今時今日，這部分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已擁有一股不可小覷的影響力，而他們對國民黨懷有的舊怨與不滿也明顯轉化為了一股政治力量，正通過自身的資源和人脈干預並塑造台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影響著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和社會動態。
農會問題
台灣的農會起源於日殖時期的農會組織，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農會是台灣農村中的組織，其成立初衷是為了維護農民的利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會的作用不斷擴大，不僅負責與政府對接，還涉及到農產品的生產、運輸和銷售等方面，稱其為一個農村的微型政府亦不為過。
台灣農會的組織架構在《農會法》中有詳細規定。每一個農會都有自己的議事機構和執行機構。議事機構是農會的權力部門，採取合議制，擁有決策權和決定權。執行機構則是農會的行政部門，負責具體的工作執行。議事機構有權，執行機構有能，兩者共同依法規範運作，行使自己的職責，並受到主管機關的監督。
這種組織架構與中國古代的“皇權不下縣，縣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倫理”的傳統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在古代中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域的政府機構通常由政府指派的官員領銜治理，即為流官。但在縣以下的地方，則多由地方宗族領袖負責管理。這些地方宗族領袖擁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可以通過自己的勢力控制當地的政治局面。這與台灣農會的組織結構相似，議事機構就像是地方宗族領袖，掌握著決策和決定權；而執行機構則像是官員，負責具體的工作執行。
在這樣的政策大背景下，隨著時間推移，農會逐漸被地方的一些富裕階層所掌控。在國民黨威權時期，為了控制台灣地方的政治局面，國民黨開始進行有限度的地方選舉，並通過對地主階級國民黨員的身份要求，給予他們高聲望和正當性。這些地主們便可以通過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輕而易舉地控制農民的選舉。比如，現今台灣政壇常提到的台中顏家、雲林張家即是源自當年地主家的所謂地方派系。這些地主階級成為了國民黨的支持者，同時也掌握著台灣地方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成為了藍營內的核心力量。在這種情況下，農會逐漸失去了其代表農民利益的本質，成為了地方勢力的工具。
當然，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這部分地主階級的政治影響力已呈漸趨衰落的態勢。由於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台灣的農業經濟逐漸式微，地主階級的利益也受到了衝擊。與此同時，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也逐漸轉變，不再受到地主階級的影響。因此，這部分大地主的政治地位在台灣政治中已經不再佔據主導地位。前文提到的台中顏家的顏寬恒，於2020年的“立委”選舉及2022年的“立委”補選，在顏家用盡地方勢力輔選的情況下依舊連續敗北，被媒體驚呼“30年輸給60天”，可為一佐證④。
這些大地主的後代迄今仍然保持著其父輩的思想和利益觀念。作為在台耕耘上百年的傳統地主階級，這部分藍營人士眼中衹有自家在台的小利，對兩岸共同的大義則根本沒有興趣。這也直接造成了當前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黨內團結更是無從談起。
資本開放
1960年代，美國停止了對台灣的各式援助，台灣的先軍政策也隨之被放棄，這從根本上斷絕了台灣“反攻大陸”的最後希望。自此，國民黨政府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美援斷絕的情況下，以台灣有限的土地面積養活數百萬本地及隨遷軍民。
台灣這種狹小的地區想要發展經濟，發展工業無疑是不二之選。而發展工業最快的方法，衹能是招商引資。以1956年為例，當時國民黨的黨營企業貢獻了全台56%以上的工業產值，國民黨控制了諸如水、電、煤氣、鐵路、電信、石油、金屬及化肥工業等關鍵部門。當時這些壟斷性行業的工會都是由國民黨嚴格控制的，比如工會秘書長必須是外省人、主席必須是本省人，且都必須是國民黨員。這個時期的工會幾乎沒有工會職能，與其說是工會，不如說是國民黨招募黨員、選舉動員的工具。
指望缺乏競爭的黨營企業進一步發揮國際競爭力無疑是不現實的。為了提高工業產值，許多原本由黨營壟斷的關鍵產業開始向外資及私人開放。外資的進入迫使台灣工會的傳統規則出現了根本上的鬆動，可以說正是由於外資的進入才使得國民黨失去了對工會的控制。
同時，隨著外資的進入，台灣本土企業也開始蓬勃發展。此時，台灣人發現，台灣的落後、保守的“法律”非但無法幫助他們獲得國際競爭力，反而變成了阻力。當時台灣“立法會”的議員皆是來自大陸的終身議員，即所謂“萬年國會”。這些數十年霸佔席位不放的議員很多人根本不懂經濟，更無法抵抗時代的大潮。不得已，國民黨衹得開放了幾個懂經濟的議員進入國會，之後更在1991年12月31日徹底廢止了“萬年國會”。本土精英參政的口子自此便正式打開了，這部分本地精英一方面因當年的土改而長期暗地仇視國民黨，一方面又因經濟開放而從當年土改所獲的股票中大量得利。此後，台灣便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即經濟進步的同時伴隨著更高頻率的社會運動，本土精英開始裹挾民意要求國民黨在政治、經濟上做更進一步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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