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馬克思、恩格斯是從論證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來使用“經濟”這一概念的，這裡的“經濟”是指生產方式（即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總和）；而兩岸經濟互動中所使用的“經濟”概念指具體經濟交流活動，這裡的“經濟”同政治一樣屬於人的社會實踐的範疇，而不是作為社會存在的客觀物質基礎。從唯物史觀上講，經濟交流活動與生產方式是有區別的，其區別就在於經濟交流活動是人們改造世界的一種實踐活動，屬於主觀能動性的範疇；而生產方式則是客觀的經濟結構，屬於社會存在的範疇。因此，作為生產方式的“經濟”和作為人們生產或營利活動的“經濟”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而我們在講“經濟決定政治”時，經常把兩個不同的“經濟”概念混為一談。
（2）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決定政治”的論斷是從哲學層面上來講的[6]，是“形而上”的宏觀論述，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總體規律的抽象概括，如同“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這個結論，其就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律來說無疑是正確的，但若簡單套用，就會犯“機械論”的錯誤，因為實踐中並不排除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停滯或倒退的情形。我們在論述兩岸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時，僅僅是從發展兩岸關係的具體經濟工作之角度來使用“經濟”概念的，而非從哲學層面（即社會發展規律的層面）來使用“經濟”概念的，因此不能簡單地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政治而推導出兩岸經濟互動必然帶來兩岸政治對話與協商之論斷。
第二，忽視了政治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領域。雖然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但政治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機械地、簡單地受經濟的制約。在一定條件下，政治也會對經濟產生非常巨大的反作用。對此，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明確提出了“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7]“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8]列寧的這些論斷既說明了政治屬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的範疇，它以經濟為基礎，又說明了政治對經濟的能動作用。毛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曾指出：“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東西，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9]人類社會實踐也證明，雖然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但政治並沒有簡單地被決定而失去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就當下兩岸關係來說，經濟互動是推動政治互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僅僅是較其他因素更為關鍵、更具基礎性而已。兩岸經濟互動並非必然帶來政治對話與協商，因為兩岸政治關係是相對獨立於兩岸經濟關係的另一“領域”，其一旦產生，就具有相對獨立性，不能簡單地由“經濟決定政治”而誤認為兩岸“先經後政”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能動過程。
德國處理“經濟—政治”關係的作法與啟示
在現實工作層面上，儘管不能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簡單地推出具體經濟關係決定政治關係的結論；但也不能否認經濟互動對於政治互動的基礎性作用和重要影響。德國統一案例表明，兩德統一之前，儘管兩德經濟關係不能完全決定兩德政治關係發展的走向，但卻為兩德政治關係的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和條件。
兩德之間的經貿往來始於雙方在1951年所簽訂的《柏林條約》，該條約對兩德間的貨物、服務業往來，以及付款方式都做了明確的規範，使兩德之間的經貿往來能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經貿形式。西德將這種特殊的經貿形式視為德國內部的交易行為，使其在實際運作中凸顯出不同於國際社會其他經貿往來的特殊安排。兩德這種特殊的經貿方式，亦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1951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多奎瑞議定書”，以及1957年西德在參與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所簽署的《羅馬條約》，其中“兩德貿易與相關問題協定書”中若干條約，即授予西德聯邦政府制定對東德貿易政策的權限，使兩德經貿往來不至於脫離國際經濟組織的相關規範。兩德之間這種特殊的經貿交易方式，受惠最大的還是東德。就東德而言，西德是它僅次於蘇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兩德貿易中，東德不但享有西德所提供的各項優惠條件，其產品也可在德國的名義下進入歐洲市場的其他成員國。概括起來，東德從西德的獲利，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東德經常得到西德提供的數額巨大的低息和無息貸款；其二，在“德意志內部”貿易方面，除了東、西馬克按1:1官方比價（東、西馬克按在國際市場上的實際購買力的比價為100:12）結算之外，東德每年僅免除關稅這一項就可得到價值數百萬（東）馬克的好處；其三，東德通過西德與歐共體各國進行貿易，同樣也從免除關稅中得到許多實惠；其四，東德每年可從西德與西柏林之間的公路和鐵路等交通方面得到過境費達數十億西馬克；其五，西德公民（包括西柏林人）每次進入東德須交入境費25西馬克和手續費5西馬克，這樣，東德每年在數百萬西德公民的入境費方面就能得到數千萬西馬克。此外，東德還從兩德的科技合作等項目上得到西德的經濟和技術援助。[10]在兩德經濟交往的基礎上，西德為加強和推進雙方社會、文化等相關領域裡的互動與交流，從1987年9月1日起，還把發給每個到西德旅行、探親的東德人的“歡迎金”由30馬克提高到100馬克，東德人在西德乘火車減價50%，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出文娛場所，或免費或優惠。回顧兩德統一前的關係史可以發現，東德自20世紀70年代即開始大力推動“劃界政策”，企圖從形式上與社會文化上切斷其與西德或整個德意志民族的連結。西德為克服兩德間日益加深的疏離感，維持德意志民族的一體共識，不惜犧牲經濟上的利益，以換取東德的合作與支持。東德雖也瞭解西德的真正意圖，擔心擴大人員往來會給它帶來消極影響，但強大的經濟誘因卻使它無法拒絕與西德的各項交流，因此在雙方互動交流問題上總是不斷放鬆。[11]實踐表明，兩德的頻密交流，增進了雙方民眾的瞭解，維護了雙方民眾對於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情感，為日後德國統一奠定了最深層的基礎。[12]
儘管兩德分裂性質（完全分裂）與兩岸分裂性質（不完全分裂）有所不同，但當年兩德特別是西德處理雙方“經濟-政治”關係的實踐，可以給我們處理兩岸“經濟-政治”關係提供以下啟示：
第一，從“反獨”的視角看，經濟互動使得分離主義難以得逞。兩德之間不斷擴大和加深的交往，有助於實現西德所致力達到的目的－－維繫民族同一性和民族感情，使之不致因相互隔離而削弱和消失。隨著雙方互相接觸的增多，兩德之間的敵視心理不斷減弱，進而維繫了德意志民族的同一性和凝聚力。具體說來，兩德之間頻密的經濟互動對於維護和實現“一個德國”所產生的積極功效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使東德分離主義的“劃界政策”無法得逞。二是為兩德的最終統一創造了基礎和條件。[13]就當下大陸的“經濟先行”政策而論，即便其不能有效地推進政治對話與協商，也拖住了“台獨”勢力的分離主義的腳步，使“台獨”難以得逞。眾所周知，當下兩岸緊密的經濟聯繫將兩岸緊密地“綁”在一起，讓台灣在經濟上與生存發展上無法與大陸分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在根本上削弱了“台獨”的經濟基礎。換言之，兩岸經濟關係越密切，相互依賴的程度就越強，“台獨”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經濟先行”雖不能保證兩岸一定能走向政治對話與協商，但無疑能為兩岸走向政治對話與協商創造基礎和條件。因此，對“先經後政”政策必須予以肯定和堅持，不能因為暫時未正式開啟兩岸官方政治對話與協商的局面就對其產生動搖和懷疑。
第二，從“促統”的視角看，經濟互動可為最終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德國的最終統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儘管不能說兩德統一是兩德經濟互動直接所致，但毋容置疑的是，兩德經濟互動為最終兩德統一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可以說，兩德政府通過為雙方居民往來提供便利和建立貿易關係，推動雙方相互接近，加深雙方相互瞭解，增進民族共屬感和凝聚力，為最終實現統一目標創造條件，是德國統一的重要經驗之一。西德這種以經濟互動促進國家認同的策略之所以得以成功實施，一個重要原因是西德強大的經濟實力。事實也表明，西德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德國統一奠定了堅實後盾。兩德互動的經驗對當下兩岸的互動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啟示：一是大陸應以經濟實力為後盾，以經濟合作促進政治合作，為最終和平統一奠定基礎。為此，大陸方面應繼續憑藉著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以政治層面為主要考量，繼續給予台灣各項優惠條件，通過雙方頻密的經濟聯繫，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框架。二是在政治爭議一時難以解決的情況下，從國家統一的長遠目標和兩岸人民的現實利益考慮，海峽兩岸應該暫時擱置政治爭議，以非政治領域裡的交流與合作去促進和帶動政治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早日實現“由經入政”。
第三，要用政治行動來化解經濟互動的障礙。兩德經濟互動儘管在20世紀60年代已很頻密，但兩德所處的對抗格局，使兩德的經貿往來受到很大影響，加之經貿互動所衍生的其他各種問題，迫切需要兩德官方從政治層面上加以解決，這也成為兩德於1972年簽署《基礎條約》的動因之一。按照《基礎條約》，東德得到了西德的國家承認（但非國際法意義上的承認，強調兩德關係是一個國家內部的關係，兩德互不為外國），東德應允許在經濟、交通、文化、體育等各領域內與西德展開合作。故該條約簽訂以後，兩德之間的經濟往來、文化交流、人員互訪都有了較快的增長。從西德（包括西柏林）前往東德和東柏林的人數，由1970年的250萬人次增加到1978年的800萬人次；而從東德到西德和西柏林的人數，1978年也達到138萬人次，比1970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兩德之間的貿易額，由1970年的45億馬克，增加到了1987年的140億馬克。[14]比較《基礎條約》簽訂前後的兩德互動數據可以發現，通過雙方簽署《基礎條約》這一政治舉措，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兩德經濟互動中的障礙，有力地促進和深化了兩德經濟和其他各項交流與互動。如前所述，儘管兩德與兩岸在分裂性質上有所不同，但其通過政治行動來化解經濟互動障礙的作法，無疑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就兩岸來說，當前雙方的經濟互動已經受到“只經不政”的束縛，意欲兩岸經濟互動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雙方應適時開啟政治對話，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就有關問題進行積極協商，通過早日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結束敵對狀態等政治舉措來為兩岸經濟互動創造更加寬鬆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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