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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對“九二共識”的詮釋涵義不同，推演出來的工作重點就不同。 |
中評社╱題：兩岸認同的建構與統合 作者：黃清賢（台灣），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政治系暨政經所助理教授
兩岸認同的文本涵義
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10月10日的國慶大會演說中指出，①“未來我們仍會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持續擴大兩岸交流。我們將通盤檢討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並儘速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以照顧兩岸廠商、學生，服務兩岸人民，並將此當作未來兩岸工作的重點”。
相對而言，胡錦濤總書記在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的口頭報告中表示，②“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
從上述的文本加以分析，兩岸領導人談話的交集是“九二共識”；但台灣的九二共識是以“一中各表”作為詮釋涵義，大陸的九二共識則是以“一中框架”作為詮釋涵義。
台灣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以台灣為主體”的思維下，以服務兩岸人民作為未來工作重點。大陸在“一個中國框架、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的思維下，繼續鞏固深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
既然兩者的詮釋涵義不同，推演出來的工作重點就不同。長此以往，即使兩岸有交流，協議有簽署，只怕是漸行漸遠；不但認同難以建構，甚至愈交流反而愈難簽署協議；因為交流的目標不同，簽署協議的工具矛盾就會日益突顯。
但是，台灣強調一中各表的主體性，與大陸主張一中框架的統一性，難道只能是“零和博弈”？難道不存在“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因此，本文將探討台灣與大陸、主體性與統一性，彼此是否有辯證關係；如果有，這種辯證關係是否能建構兩岸的認同，持續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
認同的建構與異化
認同（Identity）的本質，可謂是社會心理學（SocialPsychology）的議題，涉及了社會如何賦予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經由規範或共識實踐為表徵的群體中介，社會如何建構個人？相對的，個體又如何產生群體的概念？這如同葛蘭西（Gramsci）所說，我們每個人改變與調整他自己時，相當程度也改變與調整以他自己為中心的複雜關係。③
本文將認同區分為二種，一種是“本質性認同”（Essential Identity），其被認為是原生的，相信認同是先天給定的，通過共有的象徵符號、集體記憶、語言、文字、習俗、神話、歷史、地理……形成；本質性認同透過主觀的認知、理解，客觀的證實、灌輸，從文化認同發展出政治認同，形成意識型態、公民文化、政治宗教等。
另一種則是“建構性認同”（Constructed Identity），它是被創造的，主張認同是後天形成的，由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或謂是認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所培育，隨著利益與環境的變遷，持續進行重新詮釋；建構性認同不像本質性認同，強調單一化的共有集體記憶等，其採取多元化的文化定義，尤其是公民文化、制度認同的建構，亦即從政治認同動員出文化認同。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本質性認同的特徵，經過社會建構的過程，可以產生一定程度的認同效果，因此一切認同似皆可被視為建構性認同。
大部分的台灣人民是移居自中國大陸的後代，兩岸人民曾經享有同樣的象徵符號、集體記憶等文化認同，縱使歷經荷據、明鄭、日據時期，乃至於1949年後的兩岸分離，雙方仍因同文同種，存在相當程度的本質性認同，這可從1980年代起迅猛發展的兩岸經貿與人員交流中看出。
但台灣歷經1990年代起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逐漸發展出內部的公民意識（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與制度正當性，加上受限於外部的國際空間制約，使得強調民主與本土的政治認同屢屢在選舉中被動員。這種動員是採取辯證式的建構，亦即透由民主選舉，建構本土意識的凝聚力；本土意識的訴求，深化了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在兩者相互作用的推波助瀾下，對於台灣的“建構性認同”深化，而對於大陸的“本質性認同”則被異化，甚至出現“反認同”的現象。
因此，縱使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2012年1至8月台灣出口大陸總額為822.36億美元，大陸給予台灣的早期收穫清單貨品出口額約為130.4億美元，約52.8億美元已適用優惠關稅，獲減免關稅約3.3億美元，累計2011年1月至2012年8月獲得減免關稅約4.53億美元，但是兩岸的認同並無積極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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