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視台灣“四代人”之間的差異分析
將台灣社會分成“四代人”加以分析，這並不是任雪麗首創，在台灣一般也是這樣劃分的，而任雪麗則是將這“四代人”刻劃得更細緻、客觀、公允一點。
她認為第一代人既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也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對第一代的李登輝這些人來說，“中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台灣則是實實在在的”。
而第二代人要比第一代人更複雜。他們生長在國民黨專制時代，政治上是僵化的專制主義，是白色恐怖，是偶語允市；但地方競選是生機勃勃，讓許多台灣人加入了國民黨並成為新貴；而當時的意識形態卻是令人窒息的，對台灣文化與母語的扼殺，令台灣民眾感到羞辱；但這期間經濟又是高速發展的，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0%左右，創造了“四小龍”的“台灣奇跡”。這種“混雜”令人困惑，也孕育了反對運動。隨著台獨分子的公開、活躍和台灣主體意識的發展，部分人漸漸地將對國民黨的不滿變成了對中國的不滿，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也輕易演變成“反中教育”。部分台灣人開始拋棄一個被認為強加給自己的中國身份，這一代人為自己的政治運動所選擇的標籤——“黨外”運動。這一代人的語言則是“新台灣人”、“台灣的生命共同體”、“台灣人的台灣”、“自決”、“獨立”、“制憲”……，這一代人抱有一種強烈的幾乎是本能的衝動，以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待政治問題。這一代人結束了台灣專制時代並向民主社會過渡，他們中的一部分對今日的中國大陸持嚴重的猜疑與排斥，他們最認同台灣，也最支援“台獨”，當今台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屬於這一代人。
但台灣的第三代人則是在第二代人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轉軌期間長大，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的選擇沒有那麼嚴峻。第三代人組織的“學運”所遭遇的風險和逆境也要比上一代人少得多，這些“學運”領袖後來大都成了民進黨的骨幹，但他們對“台獨”的支持比較薄弱，在兩岸關係上更務實，意識形態也更平淡；他們更注重程式民主，重視核心價值觀，他們不像第二代人將“本土價值觀”看成高於“清廉價值觀”；而更追求反省與創新；他們認為改變國旗與國號並不重要，與中國隔絕只會導致毀滅。因此，在今日民進黨中會出現所謂的“十一寇”。即使是第三代外省人，也認為他們與馬英九有略微的世代差別，他們沒有馬英九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內戰與意識形態負擔。
台灣的第四代人是在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光耀的社會中長大，他們從不缺少金錢或舒適的生活，他們看上去很健康漂亮，卻很容易受傷，因此，人們叫他們是“草莓族”。他們竟不以他們父輩所講的“台語”為榮，他們中95%選擇了講“國語”，他們不認為選擇語言就是認同台灣的一個標誌；他們甚至認為“愛台灣”不應成為任何政黨的專有勢力範圍，他們還以“台客”自娛，他們竟將這過去對台灣人的謔稱據為己有；政治幾乎成了他們的消遣，持強烈政治觀點的人被他們認為有點怪；統獨的辯論，在他們看來也是不真實的，是政治工具而已。唯一讓他們焦慮的是中國大陸，在台灣與大陸的競爭中，大陸是一種威脅，他們期望台灣企業到大陸發展，他們也願意去大陸工作，以展現他們的才能，獲得更大發展空間。他們認為仇視中國是錯誤的，對第四代人而言，決定性的挑戰則是抓住經濟機遇和應付中國大陸所構成的政治挑戰。
四代人的共性是“台灣優先”與“本土第一”，這與香港的“愛港愛國”一樣，愛台是第一位的。但四代人又有明顯差異，政治選擇與兩岸觀有著很大的不同。兩岸的前途最終將在台灣第三、第四代與大陸年輕的一代之間解決，第一代和第二代台灣人將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的影響力在消退；台灣第三、第四代人並不全都認同前兩代的主張，瞭解台灣社會這種狀態，無疑也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良藥。
美國特德•蓋倫•卡彭特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即將到來的美中之戰：台灣問題衝突的發展軌跡》（2006年版），他認為台灣將會宣佈獨立，美國將會陷入與中國的戰爭。而任雪麗認為，“這是對台灣社會現實和真實民意的徹底誤讀。事實上，如果發生台海危機，原因只有一個，即北京決定不再等經濟日益結合與敵意逐漸消退這些趨勢發揮作用。但中國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代價很高，而且謀求正式獨立和正名活動的最高峰已經過去。中國會逐漸看到，在跨過高峰之後，雙方進行調解的前景其實越來越光明。”
關鍵還在於中國大陸的決策
運用社會階層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台灣問題，在國內也有一些部門與學者開始予以重視，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一些師生正在嘗試，我拜讀過以陳孔立教授為首的師生們的一些論述。也許是赴台灣實地考察機會有限，積累的案例與民調尚限制，還不能像任雪麗教授那樣可以做出較全面的研究報告，但他們的某些結論卻十分相似。
如該校研究生陳言的《台灣地區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初析》（2006年），他採集的台灣中華文化協會在2000年做的“全國大學看兩岸民調”，在身份認同上，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佔72.9%，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佔23.5%。《文化一周》在2003年做的“大學生對台灣認同”的問卷調查，自認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佔49.2%，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佔44.6%，這比台灣一般人群的民調中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要高。又如，在“您平常提到‘中國’時，是指哪一種”？回答“大陸與台灣”佔22.7%，“台灣”佔3.7%，大陸佔72.2%。在問到“您是否同意台灣人與中國人分屬兩個不同的民族”？回答“同意”佔11.7%，“不同意”佔61.7%，“非常不同意”佔22.7%，也都超過一般民調，顯示了台灣第四代人不同特性。如果我們認真研究一下香港幾代人的差異，以及他們在回歸後的身份認同變化，更可驗證任雪麗的論點。隨著時間推移與中國日益富強，對祖國的認同及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趨勢是光明和樂觀的。
瞭解台灣四代人的不同特性，對解決兩岸關係以及制定相關政策是十分有幫助的。任雪麗認為，“如果我們使自己的眼光超越陳水扁行政當局，情況就顯得截然不同，儘管‘台灣民族主義’情結十分濃厚，但是大多數台灣人也不像“總統”那樣厭惡中國的一切事物”；“隨著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在台灣走上領導崗位，他們都必須做出一項決定，是堅持陳水扁行政當局失敗和不得人心政策，還是開創一條比較符合選民的溫和偏好的政策”；“他們認為雙方之間沒有任何理由要發生衝突，中國大陸具有台灣人可以利用的種種經濟機遇，他們並不害怕抓住這些機遇”。我想任雪麗教授這番話是很中肯的。事實上，一個中國的尊嚴與榮譽是屬於兩岸四地全體中國同胞的，我們完全可以共用這種尊嚴與榮譽。
任雪麗教授在她報告中反復強調“中國是關鍵”，“台灣的民族主義的命運取決於北京”，這與我撰寫的文章觀點完全是一致的。我也一直認為，在決定兩岸關係諸多因素中，大陸因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如果我們只知一味打壓台灣，單純強調對抗，任雪麗說，“就很可能會造就成又一位陳水扁”；如果我們以父兄般的胸懷，“以充分的靈活性、創造性和善意”吸引台灣第三代第四代，讓他們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空間，那末，任雪麗認為，“台海問題有朝一日甚至可能會得到解決”。對台灣問題的判斷與決策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一個錯誤的決斷與政策，後果是災難性的。
三月中旬閉幕的全國“兩會”，受到全球高度讚譽，這種開放、民主、務實的做法，得到輿論高度肯定，《亞洲週刊》社論稱，如以今年“兩會”姿態向前發展，中國將不會有“台獨”問題，“台獨”也沒有生存空間。這樣的評論與任雪麗的觀點又有著相似之處。
讀了任雪麗教授對“台灣四代人”的屬性分析，我們應該多點自信：兩岸走向和合、融合、統合，最終走向統一，是一個不以人的喜歡或不喜歡而決定的必然的結果。當然，這一切還要取決於我們的智慧、信心與決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5月號，總第11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