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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將民粹主義運用得登峰造極 |
中評社訊╱題：“台灣民粹主義：對抗思維下的權力遊戲”，作者：劉紅（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研究生。
民粹主義是台灣政治生態中不容忽略的重要現象，不但影響和改寫台灣政治的版圖和氣候，主導各種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更以零和博弈為旨歸，成為建構兩岸和平架構的最大隱患。
民粹主義：一種政治動員手段
學界對民粹主義（Populism）的理解眾口紛紜，莫衷一是，難以給它下一個明確定義。英國政治學者凱諾文（Margaret Canovan）將其內涵界定為：「直接訴諸人民的道德情感，反精英、反主流文化、反既有權力結構的群眾運動」。民粹主義不滿既有社會制度和主流價值，採用簡化問題、激化對立的論述策略，煽動敵對情緒，甚至不惜採取偏激的反制行動，排斥異己，從而飛象過河，確立自己鳳舞九天萬佛朝宗的絕對權威與無上地位。
民粹主義者不是「目的論」，而是「手段論」；不是奪得權力來推行民粹主義，而是利用民粹主義來奪得權力。
民粹主義塑造直接訴諸民意的姿態，獲取向現存體制挑戰的道德感與正當性。民粹主義不但反對握有權力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也反對他們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和社會秩序，目標在於重新分配和獲取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力。民粹主義者以全民公益或主流民意代表自居，以向統治階層或敵對陣營宣戰為感召，以完成權力客體向權力主體躍進的乾坤大挪移為根本訴求。
在民粹主義者的政治論述與理論架構中，他們代表的是抽象的整體的「人民」利益，在實際操作中往往以某一特定單一的族群作為其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的基本立場，罔顧另一些利益群體的存在。在命名和規範某一族群是真正的「人民」的同時，另外一些則被定義為利益與權力的「他者」、「敵人」。“「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
民粹主義崇尚集體的暴力。民粹主義認為，只要五個人一致同意，就可以任意剝奪第六個人的財產、尊嚴、生命或個人意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民粹主義所皈依和依託的單一族群在歷史進程中，積蓄有某種程度的不滿情緒。德國社會學家亞努雪克認為，民粹主義並非政策理論或意識形態，其主要特徵之一，是以憤懣不平形態所呈現的非理性意識作為政治動員手段，而這種長期累積的憤懣來自對既有政治資源分配的不滿，一種被拒斥於權力核心之外，淪為權力客體的憤懣。
民粹主義政黨選擇性地彙集與整合民眾的不滿情緒，鑄犁為劍，熱衷於短線炒作，利用其來進行政治動員謀取政治利益。為求得理想效果，往往突出、激發和強化這種情緒，甚至將其推到極致，社會和諧自此破局，仇視或敵視心態濃雲密佈。
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如影隨形，它雖以人民的名義自我標榜但往往走向專制，反對精英政治卻常常導致個人獨裁。在民粹主義政黨中，富有個人魅力的領導凌駕於體制之上，通過放低身段向民眾媚俗以鞏固和擴充自己的權力。民粹主義領導具有草根性特質，他們走進民眾，以簡潔有力的蠱惑性訴求給受眾造成聽覺上的狂熱衝擊，贏得或竊取民眾的信賴和崇拜，彼此建立類似於宗教般的效忠依附關係。他們不斷製造「事件」證明自己的「神性」，維繫領導權威不墜。民粹主義政黨「英雄駕馭群氓」式的反制度化組織運作，權力過度集中於領導者，造成民粹主義領導的威權和不寬容性格。
台灣民粹主義：對抗思維下的權力遊戲
台灣民粹主義在兩蔣時代，是弱勢族群和邊緣團體對戒嚴體制和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反動，蘊含了民主的核心要求和基本因素，有其積極性和革命性的一面。但蔓延到「李登輝時代」和「陳水扁時代」，橘逾淮南為枳，民粹主義由附庸而蔚為大潮，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蓄意操弄、裹脅、劫持，蛻變成了一種基於政治權謀以最大限度攫取權力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的權力的傲慢與偏見。
在台灣民粹主義的理論體系裡，「台灣人的台灣」、「台灣主體意識」的政治圖騰和認同符號，正是訴諸某種血統純正論的單一本質群體。民粹主義被濃縮成了血統論者和本質論者。
李登輝將民粹主義運用得登峰造極。不斷撩撥和利用民眾的歷史悲情，製造和挑釁省籍對立，借推行「本土化」之名行權力鬥爭之實，成功地以所謂「台灣意識」動員群眾，用推動民主改革的冠冕堂皇名義，收編「黨外運動」數十年的努力成果，挾「民意」自重，派系分贓，金權政治，違法犯紀，獨斷專行，大權獨攬，逐漸邁向權力巔峰。所謂「台灣意識」、「本土化」等政治動員模式，毋庸置疑，是訴諸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長期打壓、漠視台籍政治精英所衍生和沉澱的不滿情緒。所謂「台灣人出頭天」、「台灣人的悲哀」等情感宣洩，無非是將國民黨政權建構為「外來政權」，以「外省人」為假想敵，並以此假想敵凝聚支持力量，各個擊破，逐一打擊、清除政治異己勢力。
陳水扁一方面突顯自己是「李登輝路線」真正繼承者的血統正性，訴求「台灣人出頭天」；另一方面則高懸「終結黑金」招牌，將國民黨簡單粗暴等同於黑金政權，強調民眾在黑金政權之下，只是權力操控的客體，唯有「政黨輪替」之後，民眾才能真正成為權力的主人，台灣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最終達成，道德的大旗才能迎風飄揚。
李登輝與陳水扁不約而同，都利用營造和挑唆民粹主義動員民眾，編織個人神話崇拜：一個是「民主先生」和「台灣之父」，一個是「台灣之子」；一個自詡為摩西，一個變裝為約書亞。「父子」均膺「台灣」之名，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偽國族認同神話於焉書寫完畢。
民粹主義在賦予自己以道德制高點的同時，剝奪對手或敵人的正面形象，將對手逼入道德牆角絕境，陷其於不義。「民粹運動者慣於把敵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這可以強化自身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內部凝聚力」。
台灣民粹主義政治人物藉由政治語言暴力，巧言令色，以煽動敵對情緒為能事，將「本土化」、「台灣意識」、「愛台灣」等政治口號內化為排除異己唯我獨尊的道德要求與遊戲規則，以「愛不愛台」切割敵我，同時又壟斷了「愛不愛台」的話語主導權與解釋裁決權，生殺予奪，操之在我。
台灣民粹主義將「台灣」、「台灣主體性」供奉成獨步武林一統江湖唯我獨尊的「神主牌」，頂禮膜拜，不容挑戰，將「中國」、「外省人」、「外來政權」、「蔣氏王朝」等詞語剝離具體語境，異化、符號化為「他者」、「敵人」。將台灣歷史本質化為「他者」、「敵人」對「台灣」的壓迫和殖民，渲染和強化「台灣」所承載的歷史悲情意識，並將這種悲情意識轉化為動員民眾的方法，轉化為選票。「台灣」標籤、符號所向無敵，藉以收割和瓜分權力。只要被界定為「他者」，就萬劫不復，就不可能成為「台灣人」，而是「台奸」，而是當然的「敵人」，就不配享有任何的政治權力和政治資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行可誅。台灣民粹主義實質上演變成了一種「福佬沙文主義」的霸權主義。所有的政黨政治與政治政策都失去了理性思考與自由討論的空間，只有主觀的認為，只有基於政治利益考量的帽子、棍子與標籤。民粹主義情緒高漲的民眾，不是基於理性與智慧來作出判斷與選擇，而是直接聽命於感覺或感性等情感好惡，主觀的好惡經常誤導與遮蔽了理性的客觀判斷能力，隨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神聖」指揮棒起舞。
台灣民粹主義雖然具有攫取選票，獲得權力，爭取自身最大的政治利益的重要功能，可是這種撕裂族群的政治動員方式，同時也在分化台灣的社會情感，導致藍綠嚴峻對立，危機四伏。任何亦步亦趨向和解、「中間路線」靠近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都必須付出高昂、慘重的政治代價。
在民粹主義的政治生態下，昧於時勢，用情緒湮沒理性，以主觀想像遮蔽客觀現實，一切對於兩岸關係的理性思考，任何放低身段、謀取和解共生的主張，都可能被「污名化」，有被貼上「台奸」、「中共同路人」標籤之虞。而越是激進、越是彰顯所謂「台灣主體性」、「台灣尊嚴」、「國家主權」、「被打壓」的做法，則越被當作道德高尚，政治正確，神聖不可侵犯。
民粹主義排斥雙贏，只能導致零和結局
民粹主義反智，非理性，罔顧事實與時勢，以主觀代替、取消客觀；其以對抗獲取權力的思維，是以一個極端來挑戰、衝撞一切理智、理性的規模和制度。可是衝撞不能解決問題，如果任由極端的民粹主義主宰台灣政治的風雲變幻，那麼，台灣民眾便永遠只懂得在「省籍」、「統獨」與「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問題上打轉，社會內部的能量在藍綠惡鬥不斷中空耗殆盡。當口號、口水、棍子和帽子在聲嘶力竭中氾濫成災的時候，事關民生、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卻在規避中一再延宕，乃至被抹殺、被忽略不計，社會和文化無法向上提升，只會向下沉淪。而台灣民粹主義在兩岸政治中，非但摧毀了確立求同存異、同生共榮的兩岸合作雙贏架構可能，反而會引發零和對決的毀滅性結局。
養虎遺患，玩火自焚，台灣操弄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在將反智的民粹主義怪獸當寵物飼大，收割利益的同時，必須注意到，其反噬能力也在水漲船高。民粹主義「如同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只想讓他們需要的精靈飛出來，問題在於他們畢竟不是魔法師，更不是上帝；他們在放出對他們有利的精靈時，出乎他們掌握之外的是，那些他們不需要的精靈也都跟著飛了出來」。
「扁宋會」，台灣「朝野和解」、「政黨和解」；連宋「登陸」，「去中國化」的「防火牆」轟然崩潰，以往屢試不爽的祭「紅帽」血滴子的必殺技和無上心法，現在全然不奏效。以對抗為旨歸的民粹主義明顯是有悖於台灣的真正主流民意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10月號，總第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