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從官員問責這個角度，我們就能洞察到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深邃和複雜。我們啟動了問責，前方面臨著一系列政治配套，而形成配套每一環的流暢都很不容易。
韓國出事學校的教導主任以自殺謝罪，世界多數國家不會倡導那樣的社會倫理環境，中國也應同它保持距離。但官員是否應以“政治自殺”來解特殊時刻的公眾之恨呢，這是中國社會有待釐清的一個很大問題。
中國的體制塑造了政府的“無限責任”，人們不僅要求物質性福利，也對“出氣”有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並將此視為民主的首要標誌之一。西方政黨輪流執政，台上的人只要把輿論一時哄好就夠了。中國政府既要讓當下輿論滿意，又必須致力於社會的長遠利益，從而面臨實現這兩者兼顧和平衡的挑戰。
中國需要不斷加強對官員的問責，增強它的吏治實效，也要獲得更高的社會認同。社會治理不僅要管理好，而且也要讓人們覺得好，這是一個國家走穩走遠的真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