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的說法幾乎是今天所有恐懼的預演。一切都圍繞著德國或者“西方”對於政治軍事、經濟、人口和細菌威脅的恐懼。那時候的言論比今天的更加好鬥、更加顯露種族主義色彩。盡管如此，這種相似性頗具啓發性。因此，簡短了解以上4個方面是值得的。
談論中國凸顯自身
討論源自中國的經濟競爭時，表述就理性多了。早在19世紀90年代，德國就討論過東亞工業化及其給歐洲帶來的機遇和問題。古斯塔夫•施莫勒和阿道夫•瓦格納等知名經濟學家曾描繪一種經濟“黃禍”幽靈，并警告中國可能會變強并成為世界市場上的新競爭者。這也不是一場局限於德國的討論，而是一場國際討論。19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工業國（除德國外還有英國、法國和美國）各自派代表團訪問東亞進行實地考察。然而，最初的反饋是令人放心的：那裡不存在真正的經濟威脅；巨大的銷售市場卻非常吸引人。
雖然專業人士反應冷靜，但是在主流社會和大衆媒體的眼裡，“黃禍”卻被認為是一種人口威脅。最後是對中國人流動的恐懼。
第二個論點是，只有將討論中國形象當作一種替代討論，它才容易理解。因為它往往首先關乎的不是東亞，而是涉及自身社會在更大背景下的定位。因此，“中國”也變成了一個達成自身世界地位的背景。這意味著，談論中國從來都與清朝或現代中國無關，而始終是一種自我審視。談論中國也總意味著反思本國在地緣政治秩序中的角色，意味著匯總自己的全球化經驗。中國當然不是唯一可能的全球化密碼，但在西方有關外國的討論中，中國總是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這表明了一種信念，即全球化可以被理解為“文化”的衝突。中國代表完全不同的文化，代表極度的他異性。它還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人生導師，倡導一種它稱之為“極端透明”的特殊管理方式。
因此，中國在公共討論中出現的方式揭示出的大多是我們自己在地緣政治架構中的定位和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例如，19世紀90年代，德國工業家總會成員對中國的樂觀看法證明了威廉時代德國出口業相對強大的實力。當時，德國和美國即將超越英國成為最強大的經濟體。
另一方面，德國的農業和產業工人遭受了較大損失。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奧古斯特•倍倍爾1898年在帝國議會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警告，如果為“低要求、勤奮、謙虛和能忍受一切的中國勞工”打開進入德國勞動力市場的大門，“將在整個德國工人階級中掀起一場憤怒的風暴”。相反，今天禁止中國投資者收購德國公司的法律，充分說明了德國人對保住“出口世界冠軍”地位的信心正在不斷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