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8日電／據文匯網報道上海市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徐建觀點《制度型開放——從領會全球規則到制定全球規則》，浦東開發開放之初， “站在地球儀旁邊思考浦東開發”這句話標識度極高，它將浦東的崛起與當代全球化歷史進程連接起來。2013年，中國第一個自貿試驗區在浦東設立，2021年，浦東引領區建設又拉開大幕——引領制度型開放，率先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互銜接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率先構建高標准國際化經貿規則體系。在釋放開放強音的第四屆進博會召開之際，本報就何謂制度型開放、為何要推進及如何推進制度型開放等問題，采訪了上海市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徐建。
【中國和世界的接軌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的接軌】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制度型開放”，此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一直在努力熟悉國際經貿規則。“要素持續進入中國的過程，包括資本、技術，同時也包括知識。中國和世界的接軌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的接軌。”徐建說，“包括通用的管理知識，現代企業制度，如何簽訂合同、簽訂跨國協議等等。華潤在改革開放之初給中國外貿系統培訓人才時發現，當時大家對這些完全是一竅不通。中國開放的過程也是對全球通行規則的學習領會過程，同時改革自己內部的制度體系，實現和全球通行規則的對接。”
1990年4月18日，浦東正式開發開放。“那時候是國家將浦東作為一張王牌打了出去，讓外界看到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徐建說，“開放是浦東的基因。”浦東率先加入了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為核心的當代全球化模式，持續攀升價值鏈，在過去30餘年中書寫了中國開放史上的諸多第一。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以外，同時進行政府機構改革、法律法規修訂。國際經貿規則從邊境措施逐步擴展到邊境內。入世後，中國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規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19萬多件。一些專門賦予開發區域的特殊優惠政策也被取消。在這種背景下，處於開放最前沿的浦東，在全國率先申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并獲批，開始用改革的方式適應開放的擴大，并進一步推動開放的深化。＜nextpage＞
【浦東引領區建設要敢於制定引領國際的新規則】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以WTO為代表的國際規則體系已經不能適應持續發展變化的經貿格局。2013年，中國開始推進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我們需要自貿區這樣一個新的載體平台，對接一個更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以適應新的國際經貿規則制度的演進。”徐建介紹。利用政策優惠吸引外資的“政策型開放”已經遠遠不够，必須推進到更加注重規則的“制度型開放”，以開放倒逼改革，第一站，便選擇了浦東。
“負面清單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具有‘牛鼻子’效應的制度創新，是對國際通行規則和制度的全面引入。”徐建談到，“它讓我們的制度更加透明、可預期，對政府也是一個很有力的約束。多年來，自貿區在簡政放權、政府職能轉變、監管方式改進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創新成果，這些為我們下一步深入開放，如現在加入CPTPP，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現在更多強調規則和制度，是因為全球規則在變，我們也相應要變。這是一個適應的過程。”徐建說，“同時，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經貿中的分量逐漸增加，我們也在提出構建自己的一套規則體系。像浦東引領區建設，就是賦予了浦東更重大的使命，不僅要接軌國際規則，融入全球經濟運行體系，更要敢於在一些領域制定引領國際的新規則。”
【中國開放布局的均衡性是大國優勢的體現】
“專注出口的未必是強國，但進口做得很厲害，或者進出口很平衡的，一定是一個強國，這意味著你對全球掌控力的提升。”徐建指出， “以進博會為例，代表著中國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這樣一個新格局，中國的地位發生了變化。”＜nextpage＞
事實上，在進博會之外，今天中國的國家級展會“矩陣”還包括廣交會、服貿會、消博會等等；在浦東自貿區之外，中國還有20個自貿區。眼前“四面開花”的景象，讓徐建感嘆： “大國開放和小國開放是不一樣的。因為大，有各種試點的機會，有設立各種平台的機會。北京、上海、廣州、海南的這些展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通過不同渠道來推進國內開放，在不同區位承擔不同使命，更均衡地實現中國開放的布局。這是中國的幸運，是大國優勢的體現。”
“這是中國所構想的、所推進的適應更高水平全球化的一個圖譜。”他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