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且不說所有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結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但這種忽視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裡，“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發現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學描述。近代以來，各國通過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即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力。然而，全球化意味著資本可以輕易和主權“脫鈎”。資本沒有國界。一旦資本與主權脫鈎，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大部分財富流向了極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台面。
新時代呼籲新體制出現
與政治和經濟相比，在任何地方，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盡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盡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約著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傾向於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為福利的“拍賣會”。盡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份貢獻一份”。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就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稅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但很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實際上，“避稅”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著社會的越來越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