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日電／污染防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與精准脫貧等一起被著重提了出來，它的背景之一是當下中央環保督察中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一方面，不少污染企業是地方稅費大戶，地方“打擊”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傳統“運動式”執法、執法者對違規行為信息獲取上的被動和滯後，使違法者鑽“執法漏洞”，難以從根本上起到威懾作用。
決勝2020，要求我們在污染防治和環保督察方面，既打好攻堅戰，又要在此基礎上建立長效機制，打好持久戰，對污染防治做好制度安排和穩扎穩打推進實施。
首先，以“重典治亂”的標準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用好環保督察這一利器。環保督察說是“查企”，實為“督政”，尤其是一些反覆出現、屢禁不止的污染問題，根本症結在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相關政策文件已經強調環保工作的“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將地方黨委與政府的環保責任作為重點監督範圍。當然，在強調環保督察作用的同時，也要注重發揮環保政策在措施和手段上的靈活性、針對性、多樣化特征，在打痛污染違法行為的同時突出重點，解決特定區域、特殊時期的特有環境問題。
其次，通過法律和制度形成長效機制，打好污染防治持久戰。以制度和法律的穩定性，持續彰顯現代環境法治的理念、意志，塑造無論大小、所有制形式和行業的企業確切、穩定的環境守法預期。以新環保法為代表的一些法律制度，已經明確了地方政府的環境責任，以及不同環境違法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它們應該得到堅決和嚴格執行。當然，在強調制度和法律的同時，也須發揮道德、倫理等非制度性手段的約束性、引導性功能。以法治增強民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增強公眾的監督能力，拓寬監督渠道。
最後，建立包含政府、企業、社會的防治污染“統一戰線”。地方各級政府應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敢於拒絕高污染低效率產業，敢於治理產能過剩等問題，以此擺脫唯GDP至上的發展模式。企業作為排污主體，應承擔起自身應負的環境責任，在現有環境制度框架範圍內改善生產經營方式；而公眾，也應挺身而出，一方面敢於或善於維護其環境權，另一方面也應積極參與各類環保活動（如垃圾分類），並通過“綠色選購”等行為激勵企業生產或提供環境友好的產品或服務。一個有效的途徑是，公眾可以通過社會組織來監督政府與企業行為，社會組織以其專業性和多樣性參與環境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且能產生更大社會影響。
綜上，我們要抓好環保督察這一“利器”，通過自上而下的督察，切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讓地方的環保不作為和污染企業切實感受到痛；同時以環保督察為良好開端，確立依靠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力量，通過自下而上群眾監督，形成污染防治的長效機制，打好污染防治持久戰，讓環保不作為、污染企業無處遁形、無處容身。（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