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際層面，新區不僅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條件。“大城市化”的結果就是造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阻礙改革。當然，既得利益不僅僅是人們一般所理解的來自政府本身，而且也來自社會。因為中國城市所特有的等級性（即城市是具有行政級別的），大城市是既得利益的聚集地也不難理解。城市級別越高，優質資源越高度集中。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建國之後，國家幾乎把大量的優質資源集中在北京，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所有方面，結果人們便紛紛湧入首都。北京的住房、醫院、學校等等各個領域變得擁擠不堪。從這個意義上說，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讀成為優質資源的分散化。通過分散優質資源，來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有能力實現優質資源的分散化的，例如把一些國有企業從首都遷向新區，一些名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醫院、文化機構等，即使不是全部遷出，也可以分解到新區，例如在新區設立分部。
從這個意義上說，雄安新區如果做成功了，就會有“複制”功能，用來解決中國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帶來的弊端。
大城市的功能必須分散化
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過政府權力分散的方法實現城市的分散化，即優質資源配置的分散化。
在傳統社會，把所有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所需要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資源高度稀缺的表現，也是為了各種方便，例如開會的方便、溝通的方便、幹部管理的方便等等。但現在交通、通訊技術突飛猛進，很多“不方便”已經解決，資源也不再那麼稀缺。實際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優質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設計城市化，來緩解和醫治日益嚴峻的城市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