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說中國的軍事投資旨在破壞亞太地區貿易，證據何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約霍只是對自己希望證明的論點進行了臆斷。除非提供證據，否則中國破壞亞太地區海上貿易的風險應被評估為接近於不存在。
約霍似乎認為，中國的“好戰性”正在直綫上升，作為奧巴馬政府未能“讓其付出代價”的後果，中國“日益猖獗、欺淩鄰國”。這種觀點誤解了南海局勢已趨於穩定的局面。事實上，過去一年中，菲律賓和越南已不再與中國公開為敵，而是在進行雙邊談判。在東亞和東南亞，外交政策精英如今更擔心的是被拖入一場美中衝突而不是中國的“過分自信之舉”。
最不同尋常的一個事實是，約霍從未認真考慮自己針對中國的“好戰性”所提出的解決辦法——讓中國付出代價——事實上是否會以他希望的方式改變中國的行為。預測對手的反應是戰略學的最基本法則。這一法則普遍存在於人類的互動中。只有傻瓜才會先采取行動、後考慮結果。
然而，這正是約霍想讓我們做的。他建議采取一系列措施：更多“航行自由”行動，商業制裁、懲罰重新（與中國）結盟的菲律賓，以及在不邀請中國參加2018年環太平洋海軍軍演的同時邀請台灣參加。約霍只是臆斷這些措施能導致他希望的結果。然而，也可能出現其他結果。一種結果是，此種措施不導致任何變化。程度輕微的招惹行為無法迫使中國從根本上改變其戰略。另一種可能性是，中國令緊張關系升級，但以它自己的方式。也許它會更緊密跟蹤該地區的美軍。也許它會增加長期軍事投資。也許它會懲罰美國“盟友”，例如台灣。
無需在本文中評估最可能出現的結果。他目前的請求是，美國人應調整自己的思維。在這一日益複雜的時期，美國如果要制定明智的戰略，就需要將頭腦簡單的論斷從自己的戰略話語中删去。（作者賈裡德•麥金尼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