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上述因素，美國主動對在美的中國逃犯發威就不難理解了。千萬別以為沒有引渡條約，中國就拿在美的貪官沒轍了，這是個誤解。美國當局可通過移民法、反洗錢法等法律法規，以移民欺詐、洗錢等理由，逮捕、拘押并遣返在美的中國貪官，這在個案裡已經有所體現。早在2004年，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案案犯之一餘振東，被美國驅逐出境後移交給中國司法機構，開啓了美方正式向中方移交外逃人員的先例。趙世蘭以及喬建軍們的出路，其實已經一目了然。
當然，相比於機制化的引渡，這種異地追訴的個案合作方式，容易受到偶然性變數的影響，對中方來說增加了辦案難度，如在搜集涉貪人員的國內犯罪證據之外，還需要調查其在躲藏地國家的犯罪證據，精力和時間成本會更高。此外，處置犯罪資金的主導權問題也容易陷入模糊，追贓所得難免留有遺憾。但不管怎樣，用他國法律實現追逃追贓，不失為一個缺少引渡條約之下的巧辦法。
此番審理趙世蘭案，美國司法系統少不了在非法資金來源調查方面繼續與中方協助，這是美中之間的一次反腐合作機會，雙方宜相互協作、增進互信、積累經驗，讓中國的貪官同時也是美國的罪犯，為自己的不當作為、犯罪行為付出雙重代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