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有明確的答案，但是某些趨勢帶有啟發性。首先，1978年之後的改革促使中國當局把目光投向國外，並培養了大量有能力與世界、尤其是西方打交道的官員，這些官員不僅擁有專業知識，也掌握了社交技巧。一開始這意味著派大批中國學生到海外大學留學。
今天，這種做法與建立專門培養研究世界各地區（包括印度）的專才的專業性機構結合了起來。就像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王朝利用知識作為經濟擴張的武器一樣，中國正在培養自身更好地理解世界的能力—不過是從中國人的視角。其次，在最初的30年中，中國把精力集中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上，其中包括了對國內基礎設施的徹底改造，而這種改造的速度是民主國家難以匹敵的。不過，在今天適度增長的“新常態”下，存在尋找海外投資渠道以及在此過程中為中國的專長創造新市場的衝動。對於北京來說，2014年5月之後在德里生成的新活力是偶然結果，它表明了必須滿懷熱情緊緊抓住的機會。
同樣，對於印度來說，中國的經濟困境也將提供新的機遇。印度可以無條件、毫不猶豫地歡迎中國，也可以憑著某種歷史造成的執著心理給自己的歡迎打些折扣。與中國一樣，印度也有多種選擇可以采納。中國有一種進化完善的戰略文化。印度總理莫迪今年晚些時候對中國的訪問，也許是判斷印度最終是否也發展出了一種戰略文化的好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