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伴隨經濟增速放緩而出現的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是否可以通過貨幣的全面放鬆來解決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一方面，銀行間市場隔夜利率可以接近2.5%的低水平，監管機構和市場參與者感到“流動性充裕”；另一方面，小微企業、三農產業、服務業等實體經濟抑或借不到貸款，抑或貸款利率高達10%-15%。這種結構性的流動性錯配問題，不是來源於貨幣數量不足，而是來自現有的金融壓抑，揭示金融改革有待深化。比如非市場化的存款利率限制，促生了信托、財富管理等影子銀行中間環節，增加了貸款最終需求者的利率成本；而傳統的、缺乏競爭的銀行體系，更傾向於把信貸額度配置到國有企業或者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以獲取具有壟斷性的息差收益，以至於很容易忽視經濟中具有創新性但有風險的小微企業。類似結構性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才能根本解決，如加速利率市場化以減少融資中間環節、增發民營銀行牌照以擴大銀行業市場競爭、發展互聯網金融來服務傳統信貸不願覆蓋的經濟主體等等。
從國際經驗來看，英美兩國的寬鬆政策比較成功，目前經濟也領先進入較高速的恢複增長階段；對比而言，日本和歐元區的QE實踐並不是很成功，經濟也始終沒有擺脫通貨緊縮陰影。究其根源，在於二者金融危機後面臨的問題不同。英美等國面臨的主要是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並不突出；而日本特別是歐元區問題較為複雜，面臨勞動力市場自由化、財政體制改革、以及銀行監管統一等結構性問題的挑戰，不僅僅是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當前缺乏深化結構性改革條件下，全面放鬆貨幣並不能帶來顯著的經濟效果。
反觀中國，近期經濟的增長趨勢和成分變化，並不支持央行全面降息降准、放鬆貨幣；而歐日央行進一步擴大量化寬鬆計劃，又可能造成國際流動性的過剩和對中國貨幣發行的外部制約；同時，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結構性問題必須依靠金融體制改革來解決，從國際經驗看，多發貨幣未必能起顯著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