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美國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特別是極端的大氣污染天氣頻繁發生。一方面， 美國通過《通商改革法》、《貿易擴大法》等基本法法律規定對“關停並轉”企業的勞動力轉移及人力資源再開發提供現金支持，包括用於對失業者的救濟和重新就業培訓，以及技術開發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不給企業提供設備安裝和生產費用，政府的支持主要是用於工人的社會福利。另一方面，從1950年開始，美國大規模擴張社會安全福利的保障範圍，並在1972年美國立法確定社會安全福利金隨著生活費用的提高而自動增加的浮動制度。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10年，美國GDP增長128%，汽車增加94%，污染排放只增加37%，能耗增加26%，主要污染物下降63%，成為經濟增長、社會福利提升和環境治理協同發展的樣板。
縱觀中國現行的環境治理政策，主要是提高污染企業的准入門檻、增加污染企業運營成本、讓小企業進入違法範圍，讓自己手握“法制寶劍”，劍鋒指誰誰倒黴，其指導思想是以“加大處罰力度”為主的權力意識而缺少“共度難關”的公共服務精神。總而言之，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方針上缺乏對“過往行為”的擔當，在治理方案上缺乏對農民工的體諒，在治理手段上又打著“自以為得計”的小算盤。有污染大縣的領導曾經對我說，上屆政府收了稅，本屆政府來賠償，我拿什麼賠？對於農民工的失業救濟和就業培訓，他更是認為這些人都是有土地的農民，不算失業工人，為什麼要領取失業救濟？而對於正在運行的污染企業，他的算盤更簡單，只要沒有“民變”的危險，收一天稅算一天，企業超量排污早已違法，什麼時候需要想他關門，就讓他關門，政府不但不用援助企業一分錢，企業還會對政府曾經“放他一馬”感恩戴德。
時至今日的問題是環境越治理越糟糕，如果現在的整個環境治理政策不調整，也許未來的某一天，連“會議藍天”的模式也“玩不轉”。從國外的經驗看，中國政府如果能把對“群體性事件”的關切從“治標”再向“治本”邁進一步，從思考如何解決那些依靠“污染企業”生存的農民工的“民生”問題入手，那麼中國的環境治理政策就開始接上地氣，污染企業的“關停並轉”、經濟轉型以及政治上的 “群衆路綫” 就可以合為一個系統性的解決之道，讓“環境污染”由社會問題轉化為“社會再造”的契機，從而塑造一個有責任的、有擔當的政府形象。
當然，幫助這些貧困人口解決生計，脫離依靠污染企業謀生的生存模式，除了政府，我們每一個人也應該站出來承擔自己的責任。當我們在抱怨環境污染的時候，其實我們每個人也享受著“環境污染”帶來的福利。如果說過去認為環境污染是地方性問題，那麼持續的霧霾，已經讓我們每個人開始分攤三十年來經濟野蠻發展帶來的成本。所以，治理霧霾與環境，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站出來承擔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