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經濟學者可能認為，經濟增長沒有什麼了不起。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持續一段時期的高增長，是爭取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即使是一個發達國家，也需要取得相當的增長來維持就業。
以中國來說，鄧小平表示，他實行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取得高增長，這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並最終建設一個小康社會。結果，鄧小平以後的歷屆中國領導人，都明顯地實行了高增長的經濟政策。因此，當中國的經濟增長於1997年，因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而放緩時，總理朱熔基就高呼“保八”。
10年後，中國經濟（已更國際化）又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衝擊。總理溫家寶倉促推出了4萬億的大規模經濟刺激配套。經濟增長在2010年迅速回彈。
可以說，中國領導人長期實行促進增長的政策，並年複一年地取得輝煌的成績，本身也無可避免的因此“嗜GDP增長成癮”，形成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說的GDP崇拜。
有GNP癖的，不單只是中國領導人。1970年代中期，當新加坡日益繁榮和享有更好物質生活時，已故外交部長拉惹勒南便警告新加坡人，不要掉入沉溺於經濟增長的“國民生產總值主義”（GNPism）。
戰後的日本也有其自身的“國民生產總值主義”現象。日本決策者也走上“不惜代價的增長”的道路，直到“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出現。在經濟高增長時期，東京是個污染的城市。
在GDP／GNP崇拜上，中國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方政府甚至比中央政府更努力追求GDP增長。他們盲目的借貸和盲目的投資，目的只是為了推高地方的經濟產量，幾乎完全不考慮環境成本和其他負面社會效應。這是因為GDP增長，是地方官員表現的最重要關鍵績效指標（KPI），他們的擢升就看當地的GDP增長。
因此，北京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降低了GDP增長的重要性，是明智的做法。從長遠和從環境及社會的觀點來看，這將讓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更可持續。這將對中國有利，也對區域有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