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其他國家的學者是與新發現、新成果等榮耀聯繫在一起時，大陸的科研人員卻頻頻成為醜聞的主角，接受法律的審判和道德的拷問。比如，今年3月，浙江大學水環境研究院教授陳英旭受審，涉嫌將1022萬元科研經費占為己有；2012年底，曾任中國科學院地球深部重點實驗室主任的海歸博士段振豪，因貪污百餘萬元科研經費一審獲刑13年，二審維持原判。
陳英旭、段振豪原本都是優秀的科學精英，耀眼的履歷與科研的才華有目共睹，但浸淫於科研經費侵吞成風的氛圍，他們沒能把持住學者的良心、沒能抵制住金錢的誘惑，投機取巧鑽了科研審批的漏洞，邁出了身敗名裂的一步。不知還有多少未被查處的陳英旭們、段振豪們，在“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下變壞，同時也葬送著自己的科研前程和國家的創新希望。
我們在批判個體之罪的同時，更需反思體制之弊。巨大的科研腐敗黑洞，不是只有幾個人興風作浪，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項目審批機構、財務報銷機構等涉事方長年默許、縱容甚至利益勾兌的結果。要杜絕立項黑幕、堵上經費挪用的漏洞，唯有把監管之網織得更密實，強化事前、事中和事後全程監管。為此，萬鋼決心要盡快建立科研項目信息共享平台和經費巡視制度，並強調要增加透明度，“讓同行業、相關企業看看”，讓潛規則無處隱藏，讓錢花在刀刃上。
除了強化監管，在東西方國家都有過科研經歷的有識之士也呼籲，國家還應改革科研人員的薪酬制度，取消五花八門的補貼，增加科研經費中用於激勵人才的比重，讓科研人員的價值得到明明白白的體現，減少導致人心失衡、人性扭曲的外在因素。畢竟，擁有合理的財務自由，是精神自由、思想自由之本；有了創新能量的積累，中國也才能離諾獎更進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