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外”也是當前社會仇恨情緒的指向之一。“仇外”情緒中的一部分是由傳統的政治宣傳引起的，很多“仇外”宣傳活動是服務執政大局的，宣揚這些國家政權之惡毒、人民生活之困苦，反襯中國政府之親民、人民生活之幸福。反美帝反蘇修的大型活動在文革時期達到巔峰，甚至有人將“仇外”與“愛國”畫上等號。至今，中國還經常爆發反美、反日遊行，憤怒的示威者砸毀日本車，搶燒日本商場。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海嘯災難後，不少中國人在網上大叫“活該”；美國遭遇飓風襲擊，也有一些中國網民“叫好”。
當前，中國善於將不同類型的憤怒相互轉化，借以解壓。我們可以看到，“仇官”、“仇富”、“仇外”情緒之間有一定重叠，並且可以相互轉化。人們對神木“房姐”的仇恨中既有“仇官”又有“仇富”情緒；反日遊行中，砸車者是在“仇日”，同時也是在“仇富”。一些“仇官”情緒可以被轉化到“仇外”情緒中，如領土爭端和反日遊行；在反日遊行中，部分人的情緒逐漸轉移為針對某些政府部門的不滿情緒。
中國有必要建立健全社會情緒的機制化“解壓閥”。在西方社會，媒體監督、議會質詢都可以成為社會情緒的有效解壓裝置。在中國，微博等新媒體逐漸成為消解社會不滿情緒的減壓閥。但網絡的匿名性導致這種減壓機制的非理性化、無序化，甚至將“減壓”演變為“爆炸”。中國迫切需要從制度上建立健全社會情緒的“解壓閥”，讓民眾的怨氣和不滿有合理穩定的出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