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切割與紅會的利益關係，紅監會上周通過《委員守則》具體規定，紅監會委員在任期間及離任一年內，不得參與紅會委托的項目，也不得為紅會提供有償服務。
新定位為紅會與民眾溝通“橋梁”
另外，紅監會也宣布，組織將被重新定位為紅會與社會溝通的“專業橋梁”，而不是今年年初章程所明確規定的“獨立第三方監督機構”。委員楊團解釋，紅監會不是監事會，沒有得到會員代表大會對監事會的類似授權去監督理事會，現在的權限僅僅是執委會下設的一個委員會，而執委會是理事會的執行機構。他並指出，紅監會頂多只有建議權，因此未來的工作應該是搭建平台，以真實客觀存在為基礎，披露公眾、媒體的提問及紅會的各種情況。
袁岳還補充說明，由於紅監會不是獨立法人，也沒有獨立運行的費用，所以不是完全獨立的機構，而是在紅會邀請下相對獨立的單位。
對於紅監會的職能轉變，曾揭露紅監會數名委員與紅會存在利益關聯，並指紅監會是紅會“公關部”的知名爆料人周筱贇認為，紅監會尚未修改章程，就把自己的定位改口稱為溝通橋梁，顯示他們“混亂之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周筱贇直言：“紅監會成立已經半年，難道一直在定位和職能不清的狀態下運行？紅監會是紅會邀請一幫‘熟人’來進行‘監督’，他們和紅會曾經有過合作，這些利益關係都還在繼續，又如何做到‘決定不再與紅會有任何利益關係’？ ”
《京華時報》昨天發表的評論指出，從更大的層面看，紅監會的糾結定位，折射出中國慈善監督機構的現實困境：人員如何產生、錢從哪裡來、監督怎麼搞、評估怎麼辦、信息怎樣公開等等，目前還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專業化、透明化運行也缺少健全機制。評論認為，如何從制度設計上強化專業性監督力量、制約慈善組織權力，不僅是紅監會生存發展的挑戰，更是紅會改革必須破解的課題。
另據中國社科院5月31日發布的《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3)》，在“郭美美事件”等問題影響下，去年中國紅會接收國內社會贈款物總量下降近三成，該報告並指，紅會社會公信力的恢復和重建之艱難遠遠超出預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