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儘管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貿易，但貿易占GDP的比重並不大。同時，由於日本的出口也依賴進口，因此貿易順差並不大，對於整體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已遠遠比不上其經濟起飛時的水平。事實上，日本的貿易逆差也是在近年才出現，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日本也基本保持著一定規模的貿易順差，而當時的日元卻在不斷升值，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匯率可能並不是決定日本出口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日元的大幅度貶值並不能拯救日本經濟，但卻可能為新一輪“貨幣戰爭”推波助瀾，對於同處於亞洲的中國和其他經濟體來說，日本和日元的一舉一動也將牽動人心。
儘管日元貶值可能無法解救日本出口，但卻可能引發周邊經濟體的恐慌性貨幣貶值，與日本產品同質性最強的韓國和台灣將首當其衝。這對於受到升值壓力的人民幣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如果允許人民幣升值，那麼中國的出口行業將面臨困難，而如果過度干預匯率，可能會導致國內流動性的大幅寬鬆，引發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壓力。在中國經濟重新開始上升周期的當口，美歐仍在高舉量化寬鬆大旗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資產泡沫可能被進一步吹大。
而通脹和資產泡沫問題也將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大陸，韓國、台灣、香港甚至新加坡，都可能被捲入。解決這一問題，亞洲經濟體需要採取聯合和理性的舉措，筆者認為，東亞主要經濟之間基於經濟融合的政策對話應該常態化和透明化，同時，東亞經濟體也應該發出共同的聲音，並利用G20的這樣的國際交流平台向發達經濟體喊話，要求發達國家們履行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對東南亞各國的要求——緊縮貨幣供應、進行嚴格的結構性調整。
對於中國來說，動蕩的日元則為人民幣提供了“區域化”的機會，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貨幣之一，日元的重要性已經開始明顯下降，而這正為人民幣提供了最好的機會，人民幣也應該考慮首先成為亞洲地區的“錨貨幣”，以此為基礎推動人民幣的“第三方使用”，擴大人民幣在貿易以及市場交易中的份額，盡快使人民幣成為亞洲區域內基礎設施融資貨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深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