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上述說法又很容易反駁——當前的大城市原籍人口中，有多少不曾偷漏稅？是否都是一等良民或對社會有明顯貢獻？那他們的子女有沒有因此被剝奪了平等的教育權利？說來說去，問題的症結仍是：同屬一個國家的國民，不論上一代是何出生地、職業與財產，是否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教育與考試權？
占海特的故事，讓人看到改革開放大潮給年輕一代中國人帶來的啟蒙作用，又預示了改革繼續深化的難點。
過去一年來，中國必須重啟改革成了體制內外的共識，但是怎麼改，學界政界莫衷一是。激進者主張馬上啟動全面政改；穩妥派則認為應該繼續深化1992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放權於市場；以此帶動以公民平權為核心的社會體制改革，其中第一步就是讓戶籍與福利脫鈎，最後才進入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少了公民權利平等這一必要前提，再大的政改動作如直選縣市長，終將淪為一部分戶籍人口的遊戲，難以真正達到公平、民主的意義。
問題是，呼喊改革容易，當改革牽扯到自身利益，自身習以為常的優勢地位可能被削弱時，誰都不會樂意，人們批評別人占有特權，卻很難承認自己也是特權持有者。而真實的情況又是，多年的改革後，中國也形成了不同等次的特權群體，每一層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同時，也多少有些固化。每一個群體的情緒都應該得到照顧，但是改革又必須推進。
在對占海特父女的批評中，一個是指他們只不過是以爭取平權的名義追求特權——一線城市戶籍人口的特權。其實，從他們自身來說，這是沒有錯的，誰叫這個社會存在著特權呢？但是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社會需要從促進維權啟蒙，逐步轉為對社會總體的特權現狀與特權思維的反思批判，這個征程，難免需要時間。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改革的前路依然漫長，真正根植於平等、民主信念的政改，尚需時日才會出現。 |
